张謇科举考试“作弊”了吗？/徐乃为

张謇科举考试“作弊”了吗？

□  徐乃为

张謇的科举考试是否作弊，是常常被人提及的话题。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有趣的问题、纠结的问题。似得从有无作弊动机、有无作弊事状、古今不同视角等几个方面去说。

首先，从常识说，只有考生水平不济，失去自信，怕考不上，才动作弊的歪脑筋。张謇却是文章大家，有“晚清四才子（另王闿运、缪荃孙、赵尔巽）”之誉，他对自己的文章十分自信，会试是奔殿试状元去的——第一次候试都下，临考前几个月的《日记》常常只两个字“写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在明清两朝，为防止阅卷老师认字作弊，会试时每位考生要被另誊朱卷，考中贡士，复试进入殿试才是考生的原卷，才露出考生“字”的真容；殿试所取前十位才俊，文章都极好，以往的经验是，阅卷大臣常常争执不已，于是评字定状元。

康熙六十年，阅卷大臣争执不下，呈于康熙定夺，康熙深爱其中邓钟岳之字，批了八个字：“文章平平，字压天下。”因点他为状元。从此，评字点状元，是重要的不成文的规矩之一。这就是张謇试前“练字”的心中之秘……读者诸君，你们说，这样的人会有作弊的动机吗？

张謇文章的声名始于秀才之时。省学政组织的类似资格考试与质量考试的“科考”与“岁考”，曾获八次第一；一待考完，文章即被考生抄去作范文。其中一次是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与学政联合主持的“优行（优贡）生”考试，获第一，被称“贡元”（见张孝若《张季直先生传记》）。主考林则徐女婿两江总督沈葆桢时已重病，深恨提携之晚，只得捎信张謇，谓待其死后，祭文招魂，再读嘉文。张謇自然感激涕零，写《告太子太保侯官沈文肃公文》以遥祭。同时，张謇还为曾与翁同龢一起在毓庆宫授读过光绪的当时江苏学政夏同善撰写《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即今新《张謇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我们可以说，此时全省知有南通秀才张謇。而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壬午事变”，吴长庆从其计而迅速平定，立了大功；并为吴长庆撰奏《陈中日战局疏》，撰《东征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因使“洛阳纸贵”，则全国士子知有南通秀才张謇矣！张謇在北直隶乡试考中南元（同解元，北元例须顺天本籍）；主考潘祖荫命作《乡试录前序》，另一主考翁同龢命作《乡试录后序》；潘祖荫面见张謇时说“论学我当北面，徒以一日之长，抗颜为师。一第在子，不足轻重，朝廷得人，殊可贺耳”（《日记》）。如此种种，均使张謇信心满满，他需要作弊吗？

这里，先补叙张謇三次“被作弊”的趣事，可领略科考的奥秘，帮助理解张謇的科考案。

张謇《自订年谱·光绪十六年》“二月，应礼部会试，荐而不中，房考云南高蔚光。高语余，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余，中会元。”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日记》“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刘可毅）冒顶，可谓与常州人有缘。”这里所说“误以为”、“冒”、“冒顶”均指此三人在试卷中写上只有张謇曾经历的相关“朝鲜”文字。

这里透露了当时的一个重要信息：当初张謇关于朝鲜事件几篇文章是轰动朝廷的，显然不少朝臣“达成共识”，以后会试，务必录取青年才俊张謇。这一信息竟然传闻天下，才有冒顶並成“会元”的奇闻。

那么，张謇究竟有无作弊的事状呢？令人尊敬的启功先生说有：

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我曾祖叫溥良，曾任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如张謇，他家与翁同龢家为世家友好，翁同龢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亲自过问了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信上说“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即会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启功口述历史》）。

可惜了，启功先生没读过张謇的《日记》，今移录张謇第四次会试时，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日记》记载翁同龢、祁世长正副主考，与全体房考（阅卷人）满世界寻找张謇试卷的情状。

子培（张謇好友沈曾植，工部侍郎）来，为述子封（沈增植弟沈曾桐，考场主事）语，为之增感。盖常熟师（翁）于江苏卷上堂时，无时不谕同考细心校阅。先得爽秋（张謇好友袁昶，太常寺卿，房考）所荐施启宇卷，爽秋谓为具体而微，既又疑之；常熟师亦谓非是，尤不喜“声气潜通于宫掖”句。旋四川施某荐刘可毅卷，常熟初亦疑之，既不能确然可信之卷，又施某力谓此似张季直卷，而策问第四篇中有“历乎箕子之封”语（箕子是朝鲜古国名），颇信为曾至朝鲜人语。尝问爽秋，爽秋以文气跳荡辨其非。填榜之先，子封请观其卷，以孟艺及诗力决其非，常熟叹为无可如何。拆封时又于红号知为常州卷也，卒乃见此卷果刘可毅。于是常熟、寿阳（副主考祁世长）及子封亟查余卷，在第三房冯金鉴所。时第一房朱桂卿，第二房爽秋，堂荐之日，江苏卷进而桂卿病撤堂，则与爽秋邻房，爽秋屡属遇江苏卷须细心，而金鉴吸鸦片之时多，余卷早以词意宽平斥落矣。常熟以为余卷而置刘卷第一，及见其非，为之垂泣。寿阳亦叹息不已也。可毅原名毓麟，其更名颇秘密，平日亦能文，为瑞安（清流领袖黄体芳）所赏，而苏龛（张謇好友郑孝胥）之故交。……未至朝鲜而曰历箕子之封，是直作黎邱之鬼矣，其居心吾不知之。比与烟丈书，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冒顶，可谓与常州人有缘。自顾何人，屡以文字福及侪辈，惭悚无地，抑亦可以安命矣。爽秋来，述闱中事同。

可见整个阅卷过程都在找张謇卷。然而，房考冯金鉴在初阅张謇试卷时，鸦片瘾发，未及细看，评曰“宽平（宽泛平庸）”，丢为弃卷，未及上荐，袁昶、翁同龢等自然遍找不得。

翁同龢为首的众考官是否涉嫌作弊，且按下慢表。但张謇本人则没作弊，但他感动至极，原来“考委会”自始至终在找他的卷子，要录取他！张謇透露了是黄体芳预先知会中意的弟子刘可毅：今科既翁同龢主考，必取张謇。刘心领神会，乃有“历乎箕子之封”的妙文，终中会元！

那么，张謇感动之后，有何如动作呢？这年五月四日，张謇离京返家，五月一、二、三日，用心写了三首长组诗分别奉呈予下次会试可能任主副考的大臣翁同龢、黄体芳与盛昱：

●东坡初出门，独向欧阳子。昌黎掖后进，拳拳在张李。……寸志不可遂，万事皆尘埃……昔岁荷推举，冥冥如天开。公今再荐士，隔绝中路霾。……丈夫尚施报，所报安恃哉！（致帝师翁同龢）

●分均诸弟列，爱识丈人真。将梦扶颓翼，增酸抚困鳞。（致清流首领黄体芳）

●千金买跛驴，良马将不至。寸辔控飞龙，应者皆下驷。君子贵知言，与人见真意。（致国子监祭酒盛昱）

与翁同龢诗中，将翁比作欧阳修、韩愈，自己则是苏东坡、张籍与李贺。其同类拟托，用意不言而喻。进而指出，科举不成，万事不成，无所报答。乡试蒙您力荐，得中南元，如老天开恩；这次您又尽力提携，可是中途为冯金鉴等糊涂蛋所阻，奈何奈何！与黄诗中，将自己比作子侄，如今自己是“颓翼”与“困鳞”，盼望援救；此次令高足得中会元，下次尚祈关顾。盛昱与张謇年相若，曾为其捉刀写过奏章。所以用“批评式比喻”，你们考试四次不取我，将导致“千金买跛驴，良马将不至。寸辔控飞龙，应者皆下驷。”总意思是下次再来，请于关顾。

关于张謇的第五次考中状元的那次，谨移录张謇与翁同龢的日记原文：

张謇《日记》（四月）十二日：“丑刻闻报，中六十名贡士。”

十七日：取十名（复试第十名，进入殿试）。卷出礼部侍郎志手，初定十一，常熟师改弟十。（张謇复试本第十一名，翁改成第十名）”

翁同龢《日记》（四月）二十三日：“定前十卷，兰翁、柳门、伯愚皆以余处一卷（张謇卷）为最，惟南皮（张之万）不谓然，已而仍定余处第一，麟二、张三、志四、李五、薛六、唐七、汪八、麟九、唐十。”

二十四日：“臣等捧卷入，上谛观第一名，问谁所取，张公以臣对。麟公以次拆封，一一奏名讫，又奏数语。臣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退至南斋写名单。”

翁同龢他们作弊了吗？张謇作弊了吗？当时和如今的视角是不同的。

首先，翁同龢他们自己压根儿没有作弊的感觉，既没有舞弊的隐匿，复没有授柄于他人的顾忌。他们大张旗鼓地寻找张謇的试卷，是“努力工作”，是“勤政”，是为国家延揽人才；翁同龢轻易将张謇的复试第十一名改为第十名视如主考的职权范围，是为不埋没人才！潘祖荫乡试时见张謇时说“一第在子，不足轻重，朝廷得人，殊可贺耳”，这就是他们行为的注脚。

那么，张謇在第四次会试后呈于翁、黄、盛的长诗是作弊吗？仍不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中，举子携“行卷”以“干谒”政要、大家、主考是常态，是雅举。特别重要的是，当时对作弊的认知是，指是用非常手段，改变考试成绩从而变动录取的情状。指考前的贿赂、泄题，考中的代考、代作、换卷，考生与阅卷老师通暗记号等。这正是张謇与翁同龢之间所没有的。因此，他们不以为作弊。

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即法制社会特别强调的“程序公正”的眼光看，则是名副其实的“作弊”。因此，翁同龢可以因破格选取张謇为状元是觅得人才而向光绪邀功，我们却说翁同龢在作弊。这就是世代变化了的缘故。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