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中的“小”与“大”/徐俊杰

张謇研究中的“小”与“大”

□ 徐俊杰

随着海门市历史学会的成立，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海门的张謇研究事业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在张謇研究会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新一代学人已经开始窥其堂奥，成果正在不断涌现。

今天我要说的是张謇研究的“小”与“大”。何为“小”、何为“大”？研究会沈振元老师以为，“如果我们将张謇比作一座高山，把我们的研究比作登山，大多数还在山脚，刚刚起步，因而视野不宽，路径不熟，常有迷茫的感觉，往往抓住一麟半爪加以发挥，拼凑成一些文字。”从“小大”的角度，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张謇为大，研究者为小；视野为大，路径为小；系统为大，点滴为小。

那么，当我们站在张謇这样一座高山面前，该如何迈出我们的步伐，怎样去攀登呢？我想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小”与“大”的关系？

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段文字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就是难事当从易事做起，大事须从小事做起。下面试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下我所理解之张謇研究的“小”与“大”。

一、宜心小志大，不宜智小言大

那天高会长的一句“智欲圆，行欲方”，让我联想到了另一句：“心欲小而志欲大”。心小志大，后来成为一个成语，意为“办事小心，抱负远大”。在张謇研究领域，我引用这四个字，所谓“心小”，是想说研究要严谨，论证要周密，不可敷衍随意，一如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至于“志大”，则可理解为要有相对长远的规划，要能坚持去做。

以笔者为例，我与张謇研究结缘时间已属不短，也有十几年了，算是能坚持做的。久于其道，金石为开。渐渐地也有了较为长远的规划。写文章已经不成问题，即便编几本书，亦非力所不及。此之所谓“志大”。而事实上，即使是平时所做的一些简单文字，也常常会出现谬误，难免贻笑大方，从中可见“心小”二字，能做到也并不容易。举两个例子：

拙文《张謇<复王式通书>笺释》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张謇修书，多为行草，而此函用近于楷书的字迹，虽曰‘匆复’，仍如此认真地书写，显然是为了郑重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文章一发表就有专家提出批评：此函实为张孝若代笔，张謇只是亲笔签名而已。此视野不宽之一例。

拙文《<张謇传>所及啬公佚函面世》发表后，又闹了一个笑话。文中对佚函“世运陵迟，伧魁突起，祸延朝士，危及三光”几句中“伧魁”二字解读失误，所指为康有为，而并非笔者以为之慈禧太后。此功力不逮之一例。

当然，换个角度去想，像笔者这样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居然还有真专家如此认真地去读，不管怎样，还是令人欣慰的。更意想不到的是，该专家后来见面时还是肯定我的：“你很下功夫啊！”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文至此，忽然联想到那天一位老先生所说的“专家不如行家”，还真是智者之言。

至于智小言大，则非所宜。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才智低下，说话口气却很大。首先申明，用这个词，并无意轻慢大家，因为大家都有过人的才智。在这里只是想表达才智与口气的匹配问题。如果智小言大，那么他说的话往往是不着边际或者不负责任的。而大话、空话于研究是无益的，所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道理是一定要懂的。

目前，建立“张謇学”的声音越来越响，这是张謇研究领域的一个“大”目标。但是急不得，更不是“一声令下”的事，它需要以张謇研究的扎实推进为基础。记得有位学者面对一通张謇佚札写过这样一首诗：“字皆认识意模糊，片纸当前眼欲枯。□□□□□□学，问谁释得一疑无！”当你连张謇的材料还读不懂的时候，却在奢谈而言其大，究竟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二、可小题大做，不可大题小做

研究的成果，须用文字来加以说明。这就涉及到行文的问题。我们提倡小题大做，小题能大做，必是真研究；我们反对大题小做，大题只小做，必无真成果。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在实际行文的过程中，大题小做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

关于“小题大做”，《光明日报》2015年04月02日16版刊登的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学术研究不妨多点“小题大做”》一文最后所说两点最清晰明了，抄给大家看：

第一，任何学科领域都存在无法计数的盲点。不断解除盲点，学科才能不断走向成熟。而盲点的解除，需要下苦功“小题大做”。第二，“小题大做”最能锻炼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要“小题大做”形成习惯，由此及彼地一步步走下去，必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和风格，成为学术俊士。

因此，“小题大做”其实是研究内容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每一个“小题”都是张謇研究的盲点，等待我们去解除；“小题大做”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研究能力的锻炼，每一次“大做”，都将是一次提高。

以《张謇研究》2016年杂志为例，南通张謇研究中心著名学者赵鹏先生发表的几篇文章，就都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张謇自书云龙砚铭》《新见两通张謇信札试解》、《张謇的一副诵联》。作者分别以张謇的一件铭文，两通信札、一副对联为研究对象，把个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时间等背景材料研究得清清楚楚，再以其独特的行文方式娓娓道来，巧妙地将研究的科学性和文字的可读性融为一体，既扫除了几个研究的盲点，又为他人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也是受赵老师的启发而学着做这种文章的，几年来发表的研究文章多属“小题大做”一类，常被《张謇研究》杂志列入“史料考证”、“文史钩沉”等栏目中。最近一期发表的拙文《张謇致“伯平世兄”函释》便是典型的一例。文章所研究的张謇函内容不多，而且也并不难懂，按道理是做不成一篇三千五百字的文章的。但是因为笔者非要解决几个一般人不会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盲点”，而花了不小的力气去考证，终于解开了三个难题：伯平世兄究竟是谁？《斯格的传》是一篇怎样的文章？这封信作于那一年？本一“小题”，就这样“大做”，也就成了一篇多少有些价值的文章，而作为研究者本身也因而自然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反之，如果“大题小做”，则往往会流于空泛。大题一般不会有明确的问题，因而也就不会有明确的答案。我不喜欢看“大题”文章，有些只看题目就知究竟，根本不用看内容，如有篇论文题目中有“生命能量、精神魅力和社会担当”三个大词，文章就不用看了；有些只看题目，就知是非“大做”不可之文，短篇根本无法搞定，如《论张謇的实业思想》。

三、能即小见大，自能积小成大

从材料学的角度，当我们下手进行研究的时候，研究材料本身就有大小之分。比如新版《张謇全集》在补充内容的时候，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搞到一批数十封张謇信札，这就是大的发现；又如《赵凤昌藏札》批量呈现张謇与赵凤昌的往来书信，这也是“大”的研究材料。而我们平时偶尔发现的一通两通张謇信札，一篇两篇张謇轶文，只能是小的发现。当然，像庄安正教授从韩国发现的《朝鲜善后六策》，因为是学界搜寻多年的重要文章，虽只一篇也是大发现；而我们零星发现的东西总以小居多。

但是，我们经常会见到一种说法。比如某处发现了一件文物，研究者往往会说，这是某某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里就涉及到文物本身只是很小的研究对象，但在研究者的眼里，它的价值却远远高于常人的估量，这就是所谓“即小见大”。就张謇研究而言，任何一件与张謇有关的史料，都不可小觑，因为它都是张謇研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张謇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小零件都将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庄安正先生的《张謇先生年谱》以及现在已经启动的《张謇年谱长编》都是点点滴滴“小”材料的汇总，这就是所谓“积小成大”。我们张謇研究会和历史学会有限的能力所及，目前也已经发现很多散件，为《张謇全集》所失收，单独看也许不起眼，但一旦聚集起来，也能由点成线，甚至由线成面，从而可以填充不小的研究空白。

最近，南通文物商店总经理罗锦松拍得一件张謇临《孙过庭书谱》稿，是张謇晚年练字的作品。在一般人眼里，也就是普通的书法作品，似乎于张謇研究价值不大。但作为文物专家的罗总经理，看到了它的大价值，才竞拍得手。撇开它的投资价值，我们会发现，从张謇研究的角度，它的价值依然不可低估。一方面，这42页临作既有其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还有其历史文物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从其题跋“丙寅”（即1926年，张謇逝世于本年8月），以及“患手战，临此以当药”等寥寥数语中，还隐藏着张謇精神的研究价值。

对于历史学会的同仁们，我们提倡，就张謇所遗文字，作些认真的研读，谈些研读体会，不妨小题大做，写出“即小见大”的文章，将我们的研究根基打扎实。能读方有得，有得自成文。正如《张謇研究》2016年第四期卷首沈振元老师研究《朝鲜善后六策》的文章标题所说：“以阅读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初入张謇研究，尤所忌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必不能成其“大”。

王勃《释迦如来成道记》中有这样两句：“无小而不大，无边而不中”。笔者且不说其禅理，只借用或者歪解其字面意义，来为本文收尾，并与大家共勉。言张謇研究“无小而不大，无边而不中”，就是说不能从所谓的小文章做起，就不能进入张謇研究的大世界；只作不着边际的空谈，究竟不是研究的中正之道。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海门市历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