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袁世凯/陈有清

张謇与袁世凯

陈有清

“夫子大人——季直先生——季直我兄”，这是袁世凯对张謇三个阶段的不同称谓。从这些不同称谓中可看出袁世凯其人的一生。张謇也答得巧啊：“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张謇意味深长地感叹：“权术不可以为国，专制必至于亡身! ”

光绪二年（1876），张謇应邀至浦口，入淮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军幕，边读书边“治机要文书”。 光绪六年（1880）冬，吴长庆调任山东防务，移师登州一带，张謇随行。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多个年轻人从河南來到豋州投军，为首者虽然身材不高,，但长得机敏结实，他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袁寨的一个大户之家，他的祖父袁澎三和父亲袁保中是地方官绅，从叔祖父袁甲三则是淮军大头目。袁世凯出生当天，正好袁甲三的家信寄到项城，称攻下了捻军的重要根据地临淮，不日将奏凯而还。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喜出望外，找出家谱，按照“保世克家”的谱名字辈，为他定名“世凯” ，取号容庵，（后自号洗心亭主人）。 因出身河南项城，世人又尊称“袁项城”。

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氏奶汁不多，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过去。嗣父母对其溺爱异常，使幼小的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活泼可爱。袁保庆做江南盐法道时，十二三岁的袁世凯也被带到南京，但他不好好读书，经常偷偷跑到郊外的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练习骑马。由于骑术不高明，有一次坠马受伤跌断了脚踝骨，虽是疼痛难忍，但不敢声张，躲在房间里装病，偷偷请郎中用草药治疗，但断骨没有治合好，后来走路时有些轻微的左右摇摆，因此手里习惯拿一根包有铁头的藤棍子，时不时敲击着地面，成了他晚年的“一道风景”。

袁世凯曾两次参加童子试，都未得中。因嫡庶之分，兄弟不和。加之行为不规，乡邻不睦，便离家出走，到外面闯闯世界。

当时，淮军中庆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拜把兄弟”。于是，袁世凯约了一二十名同乡，于一八八一年十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吴长庆。

吴长庆时年五十二岁，官居正一品。他酷爱读书，爱惜人才，是有名的儒将。他对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不以为然，但出于往日之情，他留下袁世凯，其余的人则令张謇给以路费，一一遣散。吴长庆每月供给袁世凯薪饷，却没有委任任何职务，袁世凯深感失望。当时张謇已二十九岁，颇谙世情，他见袁世凯情绪不好又悠然无事，便与吴帅商量，教他读书，吴长庆欣然同意。但袁世凯底子薄，下笔“文字芜秽，不能成篇”， 张謇只好耐着性子，每晚在灯下给他批改。军中管束较严，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亦略有长进，学习兴趣逐步提高，纨绔之气逐渐消失，军中长官见他可成“有造之士”，于是安排到帮办营务处。在这段时间，袁世凯心怀感激，对老师张謇颇为恭顺，对新任营务处会办一职倒也尽心，将份内庶务杂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只不过城府较深，内心世界不易捉摸。有一天，吴长庆问张謇：“世凯为人怎样？” 张謇未加思索，但却意味深长地回答：“此人开展而欠诚。”

一八八二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战斗中，他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杀死了几十名变乱分子。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他尽心尽职，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大得都民之心”， 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一八八四年，李鸿章调回吴长庆，留袁世凯继续驻扎朝鲜。袁世凯大旗独树，有军队、有权势，便迅速向政治大鳄李鸿章靠拢，毫无忌惮地“露才扬己”，对培植与教导他的吴长庆、张謇等人横加贬毁。吴长庆气病，不久即遗恨而逝。张謇从登州到朝鲜，均置身军旅之中，对他们之间种种纠结，事实清楚，观点明确，为吴帅愤愤不平，加之大局上早已“南不拜张（张树声）北不拜李（李鸿章）”，自然对袁世凯忍无可忍。他曾给姓袁的写去一信，指出他“刚而无学，专而嗜名”。信中不称“慰亭”而叫“司马”，讥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此师生二人断绝往来。

张謇搞实业，不希望出现暴力与战争，盼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他去过日本，深赞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挽救百孔千疮的国家，非学习日本搞君主立宪不可，因此不遗余力，奔走呼号。宣统三年( 1911)六月，他为说动朝廷，由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家商会公推，从汉口取道京汉路入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告”。途经河南漳德时，同行的雷奋、杨廷栋劝张謇顺道访问袁世凯。张謇沉吟许久，难以决断。

原来，自一八八四年张謇随吴长庆从朝鲜回来后,为应对考试,心无旁骛。点元之后，又一心忙于实业，哪还想起什么袁世凯。再说，他俩已经绝交，他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嗤之以鼻，曾于日记中写道：“是儿反侧能作贼，奈何!”特别是袁世凯出卖变法，更是令人切齿，张謇有时还哼着村野民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哪里还愿去理他!雷、杨二人却苦口相劝：袁世凯从朝鲜开始掌握兵权，得到李鸿章的重用，回国后连任山东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特别是小站练兵,让他掌握了清政府陸军主力，时人都刮目相看。虽说两年前被摄政王载沣参奏一本，引退回乡，名为养病，实是韬光养晦，欲待立宪，说不定是可用之人……

张謇听听也有道理，想起早在七年前，为使立宪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已摒弃前嫌，主动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亦表示“愿为前驱”。有这个沟通做基础，张謇自然解除了诸多疑虑，毅然举步洹上村访问袁世凯。

袁世凯热情相迎，他似一个道地的地主老财，先领张謇看了他的“养寿园”，欣赏过他营建的瓜圃、菜园、鱼池、荷亭，再看过他“烟蓑雨笠一渔舟”类的诗作，才正襟长谈，从下午五时谈起，至午夜十二时方休。张謇谈的仍是召开国会、改组内阁及商业交流那一套，劝他为君主立宪出力。袁世凯已预感到时局的变化，正跃跃欲试，等待出山，可表面上仍装着一付“洹上钓翁”的姿态，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你的意旨行事，务请你同我合作。”，特别是这后一句，袁世凯语气很重，而且重复了一遍。

张謇满心欢喜，以为袁世凯会真心为立宪卖力，回到车上，对同伴高兴地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此后，张謇又到天津参观了袁世凯在训练新式陆军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以及开办新式学堂、创办图书馆等社会设施与诸多革新举措，得出“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张之洞）外，无抗颜者”和“举世督抚，谁能及之”的结论。

洹上会晤和天津参观所获得的好感，改变了张謇原来对袁世凯的看法，也就为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奠定了思想基础，认为“是儿反正，亦可利天下”。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于十月十四日封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镇压起义。袁世凯见机会到了便打起个人盘算，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给首义督抚黎元洪写信提出南北议和，用拉伸时间以逞其伎。　　

就在这情势之下，，袁世凯在公开场合打起“君主立宪”的旗号，做出“捐躯图报”的姿态，扮演朝廷的“忠臣”，换取清廷的信任。十一月一日果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十六日由他组织新内阁，拟定各部要员。这时，他想起“洹上之会”，聘任张謇为农工商部大臣。

这时的袁世凯已逼迫监国的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全面操纵住清王朝这架机器，加之又拥有庞大的北洋军事实力，并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国人都刮目相看，甚至称他为“东方的拿破仑”。他扼住历史的咽喉， 假清廷以镇压革命军。同时又表示效忠共和，假革命军逼迫清廷。这老谋深算的两手，蒙蔽了一些人，连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也对他存在幻想，认为黎元洪既然不肯扛起共和大旗，袁世凯便成了不二人选，盼望袁世凯倒戈相向，脱离清廷，支持革命。连黄兴也认为姓袁的具有任事之才、治军之力，也将他说成是“中国之华盛顿”。

十二月二日在南方已独立的十三省及相关团体联合召开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留着位置等他。十二月十八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几经讨价还价，南北达成共识，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对这样的结果，同盟会实际上不甘心接受，恰巧，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推举孙中山参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审视大局，先安人心，致电袁世凯，说明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接着南方十七省临时代表正式选出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夜十时孙中山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他登上高台，用洪钟般的声音宣布：“中国从今日始，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纪年，以一九一二年为中华民国之元年。”接着宣读誓言：“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言于国民。”当时，针对新政府走什么路的问题，孙中山明确提出：“虽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但是我们只能走一条路，选一条世界上最好的、最先进的路，那就是民主共和制。”

袁世凯一看发了急，他怎肯将即将到手的大位让给旁人，便玩弄手法，鼓动北洋将领发表通电，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联名致电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孙中山不愧是一代伟人，他以把脉历史洞察千古的眼光与义薄云天的姿态，提出在清帝退位后将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

袁世凯的劲头又上来了！他抖擞精神，于1月25日，约同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次日，又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0余人电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逼迫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走到历史尽头的隆裕太后不得不颁发《逊位诏》。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有皇帝492位，溥仪算是最后一位。自爱新觉罗•福临入主中原起算，前后268年，时至今日，终于划上了句号!

为了早日继任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又装出另一副面孔，逼不及待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以此来表示自己与君主政体划清界限，拥护“共和”的誓死决心。

封建王朝崩塌了，新建的共和政府因伧促上马，没有经济支撑，又得不到列强各国的支持，特别是在军事上，当时袁世凯掌握着最大的军事实力，他拥有清廷最强大的北洋军和由满人组建，装备、训练堪称一流的禁卫军，武汉三镇已失去两镇，若南北较量，难以取胜。再说按照临时约法，共和施行总理负责制，就是说总统只是摆设，总理才是实权派。如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宋教仁出任总理，则可授命组阁，大局仍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经深思熟虑，孙中山不改初衷，于同年2月14日毅然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提出要求，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风云多变，张謇心忧天下，昼夜不安。他对袁世凯是抱有幻想的，在他看来，孙中山具有优秀的革命家品质，在革命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曾说；“孙中山之革命，实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一大人物！”同时他也清楚地看清新政府的内幕，认为经济上难以支撑，更无军事实力，从君主立宪到转向共和，都有舍袁其谁之感，因而倾向袁世凯，不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当隆裕太后要袁世凯草拟逊位文书之时，袁世凯又转请张謇。张謇应命主笔，欣然而就，很快写出《清帝逊位诏书》。这一诏书，319字，言简意赅，说理清楚，观点明确，文彩斐然。它不仅交待清楚政体的的变化，还积极推动共和的歩伐“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它于结束满人对全国统治之时，以五族共和的博大胸襟，号召中华民族团结实现“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别有一番号召力。它又像一纸承诺书，告慰退位者“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在文法上，作者富有骈骊文的功底而又不死板僵硬，特别是善用对偶，如“九夏沸腾，生灵涂炭”“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一姓之尊荣，兆民之好恶”“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等等，使得书面语言既铿锵有力，又便于传诵。尤其最后一句“岂不懿欤！”更是神来之笔，“懿”者，美好之意；“欤”与“啊”同，有感叹反问之功，虽仅短短四个字，形似俏皮反诘，将国人的欢乐与逊位者无可奈何的哀叹及伤痛融为一体，令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长长地抒出胸中的闷气！这篇具有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的诏书，真不愧出自状元之手! 只是到了袁世凯跟前，原文“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被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袁世凯坐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交椅，一改往日嘴脸，开起历史倒车，激起公愤，翌年7月，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背信弃义，以北洋军阀为班底，无情地镇压了二次革命，同时操纵国会，于10月6日将他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10月10日，他一身戎装，摆足架子，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914年5月，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同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任期又改为十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再得寸进尺，峥嵘全显，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身着衮冕在天坛祭天，并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

这种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讨逆声浪冲天，倒袁烽烟四起，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这位做了83天皇帝的窃国大盗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因尿毒症发作，步履蹒跚，藤杖也撑不稳笨拙的身躯。6月5日，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在这个被国人视为六六大顺的吉祥时刻，历史的车轮终将他彻底碾碎，才57岁便一命呜呼!

张謇初看袁世凯做了一些革故鼎新的好事，但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专制反动的本性渐渐撕去了伪装的外衣，一步一步显露出庐山真面，使他十分失望，但他仍以长者的拳拳之心，劝其为国民着想，顺应民主大势，走共和救国之路，要他做中国的华盛顿，不要效法国的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规劝无效，于1914年即拂袖而去，退居南通搞他的地方实业。

袁世凯一意孤行，在复僻之路上越走越远。当他需要社会名流装点门面时，想起了张謇，写信叫他回京师供职，以十分亲切的口吻相劝：“季直吾兄……”张謇看罢不由得哑然失笑，想起前前后后的交往，提起羊毫，巧妙地答道：“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

1916年，称帝后的袁世凯加封有功之臣，对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对自家的10个老婆，什么皇后、嫔妃、贵人的帽子随手乱套；对17个儿子、15个女儿，不管他（她）们对帝制态度如何，概施雨露。受汉代“商山四皓”的启发，为显示“洪宪”仁德，对于以前的故人旧友列入“旧侣”“故友”“耆硕”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称昔日的老师张謇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将他们四人奉为“嵩山四友”。政事堂钦差专门来南通传达圣意，并送上《嵩山四友图》，以旌“皇恩浩荡”。

早已看清历史潮流、深明人心向背的张老先生那里还睬他这一套，他闭门谢客，拒之千里，毫不理会。事后，有人觉得四先生过于执拗，张謇捋着胡须，微笑着意味深长地感叹：“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过，已随生命俱尽。可留与吾人以最真确之发明者，则权术不可以为国，专制必至于亡身。”这不仅仅是专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批判，也是对袁世凯一生好玩弄权术、专横独裁品性的概括和总结。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如东分会）

主要参考文献：

《辛亥革命资料》， 中华书局，  1961年版。

《中国革命史》，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八十三天皇帝梦》 ，吴长翼编。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袁世凯全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张謇》，陈有清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