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海权思想、实践及其复兴之梦/黄鹤群

张謇的海权思想、实践及其复兴之梦

黄鹤群

21世纪被称作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又被称之为“蓝色的国土”。海洋不仅可为人类提供食品、运输及水资源等生存空间，而且还在新能源、矿物质开发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保卫海防安全、开发利用海洋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历史证明，海洋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

面向未来，毋忘历史。认真研究张謇的海权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增强海权观念,确保领海主权，深层思考保卫我国辽阔的海疆,维护祖国的领海安全，实现民族的复兴之梦，将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与帮助。

一、张謇维护海洋权益思想的形成

张謇的海权思想不是生而有之，他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海洋观到近代海洋观、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必争”到“必须争”的飞跃过程。

1．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的失败中震醒，认识到近代化的战争首先是海权的争夺战。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那些朝廷官员、封建士大夫们由于闭关锁国，只知陆域，尚未意识到海域，在他们的脑海中，“不知何者为海线。海之失权也，殆数千年于兹。”^[1]那时，从清政府到士大夫们，基本上都固守着“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念，还谈不上壮大近代的海洋军事实力，维护海洋的权益，更谈不上掌控海上的“和平贸易与航运”。当时，张謇还年少，他也受到传统的“陆地思想”的禁锢与束缚，认为：“毋庸舍长用短，相持于汪洋大海之中，争不必争之地也。”^[2]足见其对海洋疆域的重要性还尚未认识。但是，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张謇等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看到，日本以其迅速崛起的海上军事力量逐步向外控制海权，野心勃勃地举兵从海上通道向中国大陆发动军事侵略，并虎视眈眈，步步进逼。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张謇的传统海洋观渐渐开始转变。1894年7月，张謇在其撰写的《治兵私议》一文中，提出了“治海军”的建议，他主张建设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以军舰时时“游弋东西洋”的方式，御敌于领海之外，“保护中国商旅，熟习各国海道”，并控制我国的岛屿^[3]。从这些文字里可知，张謇对近代“海权”之重要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浴血奋战，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军覆没，彻底失败。其结果，不仅使中国领土主权受到侵犯，而且使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的制海权彻底丧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使清政府朝野上下在痛感疆土流失、领海惨遭践踏的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海权的争夺往往是近代化战争的导火索。正因为有此认识，并看到我国海洋军事实力严重薄弱的现状，以张謇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积极提倡“自行我领海主权”的思想。当然，囿于时代局限，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4]

2．在世界各列强争夺海权中醒悟，进而认识到“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的危害。作为生长在滨海城市南通的张謇，对海洋渔业自然比较熟悉，并且甚为关切。在19世纪末叶，德、日等国的渔轮经常在中国的海域猖獗捕鱼，公然侵犯我国的领海权。这使张謇又深一层地感到，一个国家的渔业与这个国家的海界、海权紧密相关。他看到，世界各国恃强争夺海权日益严重，“今英国捕鱼路已展至二千五百海里矣”^[5]。更为忧虑的是，各列强自称“所谓公共界之远洋，皆在我江浙鱼（渔）业界之旧地。……将来必以远洋公界为词，因仍不去。”^[6]特别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冬（1903年），德国的“万格罗”拖网渔轮驶抵中国胶州湾洋面先行试捕^[7]，在青岛的德国商人竟然还在上海招集“中国渔业公司”，计划集股150万，建造14艘新式拖网渔轮和运船，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的海域；到了光绪三十年六月（1904年），又有日本“渔船六十艘在渤海捕鱼。”^[8]张謇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认识到，“领海界大约以近海、远洋为分别，近海为本国自有之权，远洋为各国公共之路”^[9]。“所谓领海者，“平时捍御边警，及战时局外中立之界限，亦即保护渔利之界限。两国分界处往往以兵舰守之，美国于海岸十二英里内且行检查，每有因争渔界而开衅者，其郑重海权如此。”^[10]张謇心知肚明：“渔业盛则渔界益明，渔民附则海权益固。”^[11]“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利，上下受损，名实俱亏。”^[12]为此，“各国则视渔业为关系海权最大之事，其领海界限由三海里渐至十海里。”^[13]张謇对渔界、海权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深切地感到：“渔业者，海线之标识也……故今日中国之所谓渔界，……即当自行我领海主权。”^[14]他认为，我国“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十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奥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15]

3．从东游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深知“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张謇于1903年5—7月参加了日本举办的“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他带着日本何以能一跃成为东亚头等强国、中华民族如何实现复兴之梦的问题，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期间，他参观了通运馆、水产馆，见到“舟车法渡咸备。最精者，环球航路之标本，内国山海之模型，台湾模型极精审”，思想意识为之一新。可也令他惊诧的是“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16]，这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曾引起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怒抗议，而一些清政府的王孙贵族以至官员却视而不见，张謇对此极为不满。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张謇结合其所见所闻，进行边思边想，他更感到中国的渔业发展、航政建设、渔界海权之重要。他明确提出：“渔业和航政的范围到哪里，国家的领海主权就到哪里。假如只有海，而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何表现？我国政府应努力挽回已失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沿海渔航业。”^[17]他还说：“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界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渔船所到地段，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官图册记载之详。”^[18]张謇敏锐看到，近代中国闭关自守，有海无防，丧失海权，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百年世纪悲怆。他清醒地意识到，没自己的海权，就没有安全，就随时有可能被人家入侵。而失去主权又谈何民族复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意识下，张謇率先提出了“渔权”即“海权”这一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的表现。

二、张謇维护海洋权益的大胆实践

思想认识是自觉行动的先导。张謇在探索实业救国、民族振兴之路中，也把目光投向

广袤的大海，有志于开发“蓝色国土”，并致力于兴办航海教育，培养管控海洋的人才。

1．张謇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向朝野疾呼，采取措施制止他国在中国海疆的侵渔行为。19世纪末，德国、日本等外国渔轮不断地进入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鱼活动，经常寻衅滋事，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海权，直接影响和威胁着我国渔民的生计。当时，晚清政府官员也已意识到，德、日等外国渔轮的侵渔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中所规定的“各国人民有专权捕鱼，在沿海本国辖内等处，他国之民不与焉”的条律。1899年，清政府与墨西哥就签订了双边条约，互相承认了双方的领海宽度。对此，晚清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领海之外还必须划定一定宽度的专属渔业地区。不少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欧洲各国“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两千五百余海里”^[19]，由此强烈要求晚清政府对外国渔船进入我海域要予以阻禁，并划定我国沿海的渔业管辖区，以保护我国的海疆主权。但是，由于清朝廷当权统治者对有关国际海洋法知之甚少，对海洋权益意识淡薄，对如何划定专属渔业区缺乏研究，拿不出办法，故迟迟未有相关的对策行动。

时至1904年3月，张謇担任翰林院修撰，并在刚刚成立的商务部兼任头等顾问。期间，他面对各国列强纷纷扩张海权，对我领海侵渔侵权的行为，遂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应采取措施制止他国在中国海疆的侵权侵渔行为。他还上书清朝廷，提出了将海权和渔业结合，使中国渐有“渔界所在，即海权所关”的主张^[20]，并建议划定海域的捕鱼区，以区别近海和远洋，主张“以内外渔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以保护中国的近海“本国自主之权”^[21]。张謇还主张，“定渔界以伸海权”^[22]，“海权界以领海界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23]，他还向清政府疾呼，中国要保护渔权、捍卫海权，必须“在渔业界中自求张力”，“各省多造新船，互相联络”^[24]，壮大力量，与之斗争。张謇主张用“自护之法”，“联合沿海邻省立公司制渔轮，在我远洋海面捕鱼”^[25]，同时再“派游弋兵轮每季周巡一二次，以资保护”^[26]，从而“不分畛域，声气相通，彼此往来，标识中国领海旧界，以固其表”^[27]。在这里，张謇的用意十分明确，沿海各省应由民间联合创办渔业公司，制造先进的渔轮，推进渔业的近代化生产；同时派军舰在中国的海域内巡逻，从而向列强标明中国的渔界、海权，从而逐步挽回失去的制海权。关于“七省公共之渔业公司”，可“自行我领海主权，有七省联络之保护官轮，自表我中国渔界，不必与各国立约，……而我亦确占主位。”^[28]对此，清政府经考虑采纳了张謇的主张，采取了一些制止侵渔侵权的措施：例如，一是以巨款收购经常到中国沿海捕鱼的德国渔轮，以此制止列强的侵渔行为；二是对美国渔轮要求购买船员食用大米之事，清政府则提出以“不在中国南部的领海捕鱼”为条件，方可限量供应，等等。

2．张謇主持绘制中国第一部渔场海图，表明我国的领海渔界，以保护我国的海疆主权。1905年初，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照会清政府外务部，邀请中国派人参加于1906年意大利在米兰市召开的渔业赛会。原来，意国政府为纪念长达八年施工、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辛普朗铁路隧道的竣工通车，特地于米兰市举办世界博览会，并邀请各国派人参加，以此纪念。在清朝的档案中对此事也有所记载，称其为“义国秘拉诺博物赛会”。此次博览会与其他博览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题是交流、传播各国在养殖、捕捞和鱼产品制造方面的技术与知识，故称意大利万国博览会。晚清政府决定参加这次国际性渔业赛会，这对中国来说还是首次。张謇仔细考察了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举办渔业博览会的情况后发现，自1862年英国举办渔业博览会以来，德、法、美、俄、意、奥也相继举办过，这些国家利用博览会的机会，竞相扩张渔界，不到数十年，已由几海里拓展到2500多海里。“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紧密之关系。”^[29]为此，张謇便提请清政府要倍加关注“米兰渔业赛会所暗含的领海主权问题”，主张利用此次极好的机会，自行绘制好海图，拿到国际上表明我国的渔界和领海主权。清政府根据张謇的建议，指示外务部和广东水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1859～1952）领衔，绘制《江海渔界全图》，表明中国疆域管辖的范围，彰显捍卫海疆国土的立场，并且要求：“非绘成全图，不足划清渔界，即不足表明领海，……南洋为要冲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趁此会场，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30]。由于萨镇冰早年曾赴英国学习海军，精通英文和国际海事，又先后在北洋水师、上海吴淞炮台和广东水师担任主官，熟悉中国的近海情况，所以他接受了此任务。萨镇冰找了大量资料，并在英国海军所绘海图的基础上，于1906年2月，完成了2幅中国海域总图、7幅沿海各省的分图。这些海图上不仅标有经纬线，还有中英两种文字的注释。当年7月，他又完成3幅海图，其中一幅还由南洋官报局刊印对外出售。这也是由张謇所主持绘制的中国第一部渔场海图。

3．张謇利用机会宣示中国划定的“捕鱼区”，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渔界和领海主权。在张謇的倡导下，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把渔场海图分发给广大渔民船工，使人人皆知中国的海权渔界。同时，公司还要求渔轮和民众的渔船都要升挂国旗。至1906年4月上旬，江浙渔业公司将征集到的有关展品，运送到设在上海的展览馆里陈列三日，期间，每天接待数千人次的参观。展览结束后，便装船运往意大利米兰市世博会参展。此次渔业博览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4月28日至10月31日在米兰市成功举行，参展的国家有50多个，前去参观的人数达550万人次。中国展品在渔业分会上的参展取得了很大成功，反响强烈,共获得奖牌、奖状百余件，尤其在米兰世博会上出示了中国的渔界图，首次明确中国划定带有专属经济区性质的“捕鱼区”，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渔界和领海主权。张謇对这次参展事宜甚为满意，他亲自作了这样的记述：“规划意大利秘拉诺赛会，以中国东南海渔界图往与会。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以海产品物、中国渔具渔史、带我东南海渔界图而去，彰我古昔领海之权，本为我有之目的。”^[31]这也是张謇海权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4．张謇力图改变“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权”的现状，便由自己倾力实践发展新型海洋渔业。为了改变“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权”的现状，张謇便积极探索、倾力所为，创建新型海洋渔业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2），他在南通吕四创办了一家小型渔业公司，把当地渔民和渔商组织起来，进行开办新式渔业的尝试。是年底，张謇又和两江总督魏光焘等商议创办全国性渔业公司，但因顾虑财力不足等原因，先行建立江浙渔业公司，总局设在上海。光绪三十年（1904）9月，张謇撰写了《商部头等顾问张殿撰謇咨呈两江总督魏议创南洋渔业公司文》的奏章，明确创办渔业的宗旨，乃为保护中国渔业，保全中国之海权。次年四月，清朝廷令准张謇的条陈，正式创办起“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机器动力捕捞的海洋渔业公司。与此同时，他们还从青岛买下了德国的“万格罗”号拖网渔轮，将此更名为“福海轮”，从而成为中国第一艘出海捕捞的机动拖网渔轮，一方面从事捕鱼，另一方面用来保护沿海民间的渔船。对张謇而言，办渔业公司不在赢利，兴渔业而护海权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在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海洋权益意识普遍淡薄、未引起重视的情况下，能入木三分地、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想方设法倾力为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张謇是我国“渔权即海权”论的实践者。

5．张謇开拓我国的渔业教育，肩负着维护海权之使命。在发展渔业的基础上，张謇把海洋工作的重点转向了渔业教育，以培养海洋渔业人才，更好地保护海权。一是先行开办渔民学校，筹设水产讲习所，以培养渔业人才。张謇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32]为此，他于1904年，正式向清朝廷奏章提议，要求创办一所水产学校。他与当时苏松沪道袁树勋商议，并经两江总督批准，在吴淞炮台基地划出一块公地，作为水产学校的建校地址之用。然而，由于清朝廷目光短浅，昏庸腐朽，只疲于应付时局，无强国之梦，加上师资、经费、生源等原因，筹办学校一事，一拖再拖，进展十分缓慢，在无奈之下就由江浙渔业公司先行开办了一所渔民小学校。1914年3月，张謇主持农商部时，还曾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农商部选派专人去各地巡回授课；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等地，都要开设水产学校；沿海各地的小学要招收渔民子弟。可以说，张謇是我国渔业教育的先行者、开拓者。二是创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肩负着维护海权之使命。虽然张謇曾在1904年向清廷倡议创办水产学校，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张謇并不放弃，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积极创造条件，为之奋斗。后经黄炎培襄助和首任校长张镠竭力筹措，终于在1912年正式办成。其宗旨肩负着维护海权、发展民族实业之使命。在其第一期的校刊上还能查阅到这样的文字记载：“原有炮台基地以建校舍，用意为吾国既无海军与要塞而不得不训练海事人才……而抵御帝国主义之侵略也。故本校之创设不仅求渔业及船业之发展，实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沿海之重要性焉。”^[33]该校于1951年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1952年又组建升格为上海水产学院，成为中国第一所本科建制的高等水产学府。1972年因受“文革”影响搬迁到厦门集美办学，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1979年迁回上海原址，恢复上海水产学院，同时保留厦门水产学院。至1985年，上海水产学院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又于2008年3月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水产专业学府，也是国内唯一水产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大学，被誉为“中国现代水产教育的摇篮”。三是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以保主权而辅海军。在发展渔业、培养渔业人才的基础上，张謇还要发展航运教育，培养轮船驾驶员。为此，张謇在《致唐侍朗论渔业函》中明确地提出，拟设商船学校。张謇为何要急于办这所学校？他在《致瑞瀓函》中就细说了原因：“中国创办商轮局已数十年，而管驾、管机悉委权于异族，非特利权损失，且无以造就本国人才。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为了筹集经费，解决土地问题，他要求“承前监督袁咨请农工商部转咨沿海十一省，合筹银十万两”。他在上海吴淞炮台基地购置土地，着手筹建商船学校。1912年，在张謇的努力之下，吴淞商船学校终于在吴淞成立，此后培养了不少航海人才^[34]。

6．制定渔政管理的有关实施细则，加强我国的渔政管理。渔业公司建立起来了，还在于渔政管理。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謇就任农工商总长职务，他于1914年4月，就主持制定了《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了有关施行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等，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当时还请浙江省为其配备一定的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相继成立，并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后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的渔政事业也从此由零起步，首开先河。可以说，张謇是我国渔政管理的首创者、先行者。

7．抗议日舰擅自停泊南通天生港，捍卫国家海洋权益。1922年3月6日，日本乘我国内军阀内战之际，派出“宇冶”军舰进入长江口至南通段江面时，未经允许便停泊在天生港口，舰上军官及士兵等携带猎枪，张牙舞爪、横冲直撞，骚扰百姓。对此，南通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纷纷聚会抗议，并推举张謇出面交涉此事。对此，年近７０的张謇体弱有病，还面临实业危机等诸多厄运，每天还有多少事要他处置忙碌，涉外事务不是其任内事。但他不负众望，当即与县镇守使派出的警局交际员、军警前往江边询问，痛斥日寇野蛮行径，并把日本士官逐走。同时，张謇以他在政府中的威望，在日本商政各界的影响力、知名度以及自己在地方办实业的南通人的特殊身份，直书日本外务省大臣。函中，张謇以他的学识和智慧，不畏强势，有礼有节，慷慨陈辞，据理力争：

一是日方舰员擅自登陆，有违国际公法约章。张謇在函中指出，“南通县者，敞国江苏省之内地，非开辟（放）商埠可比。依照公法约章，行旅商人，非有该国及本国护照不得擅自登陆，何况军队。”张謇进而又强调指出：“军队无故闯入与国内地，则非地而非法；方春狩猎，违我内政，则非时而非法。”^[35]二是日方“中日亲善”之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张謇在函中揭露，日本是我近邻，必应亲善，但贵国常以“中日亲善”作口头语向我示好，而实际却不然，“以为伪，则明明有此言；以为诚，则绝无恳挚光明之表示，但有尖利儇薄之行为，而皆以军队动作为代表之帜。”^[36]三是日方挑衅滋事，举世彰彰，无可讳饰。张謇在函中列举了发生东南沿海各地的诸多此类事件，而且又无不发生在军队的种种事实。他说：“年来贵国之挑动双方恶感者，无不发生于军队，山东之事，福建之事，举世彰彰，无可讳饰，此外尤不可胜数……而中日亲善之假面具，一若犹恐吾之不信，而当场揭之以为警，鄙人乃益信山东、福建之事，贵国之无礼不虚，而吾人之恶感未忘。岂贵国之人以是为文明，贵国政府以是为得策乎！”并警告“我中国人不尽愚，举世人不尽愚，哀哉贵国人以为一手可障天下之目乎！”^[37]四是中方严正要求，日方迅速处理“宇治”舰之事。张謇在函中陈述了国情，中国“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并用“夏一旅而覆羿”、“楚三户而亡秦”的中国历史典故告诫：“南通非世界绝无人知之地。南通人民的今日与贵国感情，已非‘宇治’舰来到之前，但尚一觇贵国政府何以处分‘宇治’军舰不守章约，执枪分队闯入内地之事，是以于请我政府诘问贵国大臣外，仍以中日义当亲善之观念，敬问贵大臣，愿赐答复。”^[38]

张謇在这份函中，从维护国家的权益出发，理直气壮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日本侵略者所谓“中日亲善”的假面具，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私人情感而言，张謇与日本的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1903年，他亲赴日本参观学习；其改革活动也主要是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制度为榜样；1912年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期间，为解决政府财政的燃眉之急，张謇用大生产业作抵押，向日本三井洋行举借的，这是唯一的一笔国外贷款。到了20年代初，张謇因实业债台高筑，国内又筹措无方，此时他正争取向日本借款以度难关。但张謇为了捍卫国家权益，他甘冒得罪日本政府、借款不成的风险，对日本的侵华罪行进行了严厉鞭挞，其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三、张謇海权思想与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早在100多年前，张謇就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领悟到“得海洋者得天下”的深刻含义。这在当时有海无防、外患内忧深重的困难条件下，清朝统治者普遍对海洋权利意识淡薄，未能引起重视的情况下，能入木三分地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今天，日本公然挑衅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发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2011年以来，越南、菲律宾等国也侵占我南海各有关岛屿，领海主权争议日益强硬、升温。与此同时，印度等邻国也出现了与之呼应的声音，显现出“抱团”的意愿。因此，今天研究张謇的海权思想，对我们有不少启示，引发诸多思考。

1．海洋不仅是人类的摇篮，还是分划这个世界的利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海洋。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地球上80%的生物分布在海洋之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指出：“人类源于海洋，生存与发展依赖于海洋。”“海洋环境是一个整体，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有助于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财富。”其实，海洋不仅是人类的摇篮，还是人类分划这个世界的利器，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曾以大海为界分隔而成。若没有航海，世界文明的格局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般。从海上第一帝国西班牙到“海上马车夫”荷兰；从一度处于无敌状态的英格兰海军到德国潜艇部队的出色表现；从当年嗜血成性的第三帝国潜艇狼群到环球示威的美国“大白舰队”、今日横行无忌的美国航空母舰，等等。在古往今来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激烈斗争中，上演了多少由血与火、刀与剑、钢与铁共同交织而成的话剧？所以，从人类争相发展航海业，乃至争夺海洋、征服海洋的这部历史看，当今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已离不开海洋，有人称“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不无道理。这也充分印证了2000多年前,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提出的“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著名论断。

其实，西方强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通过海洋开始的。追踪近代西方强国的发展轨迹，地缘政治经济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海洋因素无疑加速催生西方强国的诞生。葡萄牙以亨里克王子为代表的海洋发展派，高度重视运用新技术发展海上装备，并于15世纪下半叶在造船和舰炮两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从而依靠当时其在世界上堪称一流的海上船队，成为世界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个海上强国，雄霸海洋近一个世纪，成为其海外殖民地开拓的利剑。从15世纪末起，西班牙海军充分利用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成果，大力兴建新型“大炮母船”，舰队战斗力迅速提升，所向披靡，到16世纪中叶，将葡萄牙取而代之，崛起为当时独一无二的强国，足迹遍及欧、美、亚、非四大洲。17世纪中期，荷兰在海上贸易的带动下，发展迅速造船业，舰船数量跃居世界第一，获得“海上马车夫”的美誉而脱颖而出，其海上商贸空前繁荣，几乎垄断地控制了波罗的海、中东和远东地区的商业，争得了海上殖民帝国的地位。英国之所以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三百余年的繁荣强盛，除了政治文明和经济实力因素外，得益于16世纪亨利七世、八世统治英国，致力于海军建设，对西班牙、荷兰在海上的优势发起了挑战，英荷、英西之间战争冲突不断，至17世纪下半叶，英国与荷兰在海上形成平分秋色的局面，后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国一举打败了由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奠定了海上霸主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战败，使英美两大势力崛起，主宰海洋。“二战”后，又使美国的海军力量占绝对优势，成是为海上霸主。历史充分证明，西方列强都是通过争夺海洋而开始崛起的。

中日甲午战争更是见证了海强则国强。19世纪末，日本凭借其海上的威力，大败北洋水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血洗全城。威逼中国战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并向日方割地赔款，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则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反之，由于封建统治者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长期忽视海洋，导致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战略定位，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和捍卫，在近代饱经欺凌，受尽蹂躏。因此，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观念，缺乏自觉的“蓝色国土”意识和“海洋强国”意识，使中国这个海洋大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力衰微，国势沦丧，经不住阴风恶浪的海洋竞争，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经验中反省，急起直追，向海洋大国迈进。

2．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应有强烈的海权意识。我国的大陆沿海岸线长度达1.84万公里，另有岛屹岸线1.4万余公里，两者相加，中国海岸线总长度超过3.2万公里。中国还拥有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500多个，拥有海洋面积含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约30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边界线最长、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

其实，追寻历史，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航海活动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的考古证明，我国早在7000多年前，沿海的先民就已掌握了原始的造船技术，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利用原始的舟筏在海上进行航行。到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已创造了木帆船，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海上运输。到秦汉时代，秦始皇、汉武帝曾7次巡海，还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15世纪初，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在当时就曾谏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其富有远见卓识的洞察力，至今仍有时代意义。他率领260多艘在当时称为世界之最的船队，七次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的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船舶之巨、船队之大、航程之远、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即使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队，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郑和谱写了世界航道史上的壮丽篇章，足见中国明代造船业之强盛。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以农立国，海权意识相对比较淡薄，直至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才使国人警醒。即使如此，至今仍有相当多的国人头脑中，依然只知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却不知我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即“海洋国土”。至于说到海防，不少人仅略知12海里的领海主权，却不知依法享有几倍于领海宽度的国家管辖海域和遍及世界海洋的海洋权益。也极少有人知道，我国在太平洋还拥有7.5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这种在对待“黄色国土”和“蓝色国土”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警示我们，必须重视“海权”，加强海洋强国建设。

当前，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是众所周知的钓鱼岛、南海诸多岛礁等问题，本来自古属于我国所有的，却仍被别国占领着。二是东海大陆架划界等问题，在国际上仍未取得完全一致。三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海上划界问题，除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外，其他大部分海上疆界仍处于争议之中，任务仍很复杂和艰巨。四是由于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中国海上国际通道有时还难以做到畅通无阻。五是与世界上海权强国相比，我国在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律、海洋管理以及海上军事力量等，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无法适应新世纪海洋竞争的需要。六是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有些海洋大国对我国维护和发展海权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处处从中作梗。由此可见，伴随着21世纪海洋世纪的到来，我国在发展海洋权益上既有着不可多得的新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想使发展中的中国不重蹈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覆辙，我们必须加强海权观念，确保海权安全。只有从根本上完善全体国民的海洋知识和意识,我们的民族复兴、富民强国之梦才能实现。

3．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加强海洋文化的传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洋日益为世界各国所瞩目，“海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海洋既是一道护国的天然屏障，又是外敌入侵、国家罹难的天然通道。所以，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走向繁荣强盛，就必须要有强烈的海洋意识，拥有良好的海洋文化氛围，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了解海洋、认识海洋，培养出良好的海洋意识，更好更快地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须知，海洋文化盛，则国强于世界；海洋文化衰，则国落后于世界。此言已被社会发展的实践印证了不知多少次。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海洋文化的传播，普及国民的海洋知识，加强海权教育，彻底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意识，牢固树立新的海洋价值观，提升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把建设海洋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加紧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强国战略规划。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4．一定要确立渔业在我国海域中拥有的主导地位，通过渔权达到对外宣示和行使主权的良好效果。早在100多年前，张謇就敏锐地提出“渔权”即“海权”的命题。今天，我们更应该引起重视。现在，中国在一些敏感海域的渔权、海权不断受到一些国家的侵扰和蚕食，这应值得我们警惕。张謇的“渔权”即“海权”思想启示我们，千万不要机械地把渔权和海权、陆权与海权割裂或者对立起来。在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区域，渔业因其特有的灵活性，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重视渔权的争取与维护，把它放到国际关系的大局中考虑，并通过加强渔业的实际存在和确立渔业在一些海域的主导地位，达到对外宣示主权和行使主权的效果。

总之，张謇的海权思想与实践启示我们：海洋强则国家强，海洋兴则民族兴。我们要圆中国的复兴之梦，必须将中国的“海洋大国”建设成“海洋强国”。

（作者单位：南通市张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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