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大生纺织集团危机成因分析/赵明远

1922年大生纺织集团危机成因分析

赵明远

1922年，张謇先生苦心经营的大生纺织资本集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次危机的结果，不仅使大生集团的企业经营由持续旺盛突转为步履维艰，并使南通各项事业的经济支撑大受影响，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张謇也逐步失去了对其一手创办的这个企业集团的控制。

一、   棉纺织业的行业形势和危机的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棉纺织业发生的直接影响是棉制品进口的迅速减少和欧美在华纺织资本扩张的停滞。将1918年与1913年相比，棉纱输入量减少了58％，棉布输入减少了40％。欧美在华纱厂减少了1家，纱锭减少了近5万枚。这一期间，民族棉纺织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进入了所谓“黄金时期”。这一黄金时期一直持续到1921年。从棉纱生产看是1916年的10倍。在厚利刺激下，纺织工厂从1914年至1922年增加54家，纱锭数增加100多万枚。

1921年秋起，市场出现棉纱滞销，棉贵纱贱局面。至1922年，各纱厂营业发生困难，普遍亏损。8月30日华商纱厂联合会招集上海各厂开会，决议于两周内售纱以135两为最低价，但到9月下旬纱价已跌至125两左右。作为棉纱生产盈利指标的花纱交换率由1921年7月15日的5．49跌至1922年10月15日4．39，1923年1月15日已跌到3．79。在联合限价毫无结果时，纱界谋求联合限产。1922年12月华商纱厂联合会决议3月内停工1／4，若市场无起色即续停1／4，至1923年3月不得不再决议停工1／2，事实上已有许多厂家完全停工。随之而来的便是改组、债权接管、破产。正如192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宣言》所记：“就民十（1921年）以来纱厂之破产换主者，若大中华破产犹不足偿债；若宝成第一、第二之被并于日人；若裕大、若华丰为日商债权所管理；若宝成第三、若久兴为美商债权所管理；若德大、若大丰、若常州之易主；若大纶、若裕泰、若苏纶、若厚生、若振华之改组加记；若太仓、若恒大之出租；若福成、若鼎新之不能继续租厂营业；若久安垂成出卖。盖原有公司之消灭或改换面目者，且20余厂，其余已经成立中途解散之公司，均不与焉。”由此看来，1922年民族棉纺织业出现了行业性危机，大生纺织企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年大生一、二厂结亏70万余两。两厂负债高达835万余两，大生企业面临空前危机。

大生纺织企业的危机成为这场行业性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大生集团各厂被债权人控制，张謇苦心营造的南通“地方自治”局面也被打破了。

二、   危机的原因

在探讨危机成因时，过去把一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看作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值得商榷。一战结束后，海关进口总值平均每年以1亿海关两的增长额回升，棉制品进口值也同步增长，但进口值的变化与物价及汇率的变动等因素有关。1921年进口总值虽比1913年高出3.35亿海关两，但据当年海关以1913年物价对1921年贸易总值重新计算，1921年的实际进口量仍较1913年为少。棉布、棉纱、手帕及毛巾实际进口量在战后没有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棉纱进口量，呈现出很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战后棉制品输入没有对棉纺织业构成威胁。可能有人将卷土重来理解为资本输出，但战后欧美对华纺织业投资没有明显增长，而日本纺织资本在华扩张从战时已迅速展开，已不是“卷土重来”的意义了。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危机的成因。

1．资本不足

资本不足是民族棉纺织业最为普遍的现象，这首先表现为集资招股难，这种情况大生一厂、八厂建厂过程中都碰到过。为了多筹集资金，当时工商界盛行官利制度，以减少投资者风险，即使这样，集资仍很困难。但在集资难的情况下，企业家们如以合理的财政管理，利用现有资金，将投资和生产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不会出现资本不足现象的。但当时情况却正好相反，特别是在“黄金时期”厚利的刺激下，大多数厂家在集资前已兴建厂房，投产前已用尽资金。举债办厂是普遍现象，流动资金全靠借贷，从而背上沉重的利息包袱。从大生一厂看，从1899—1922年累计利息支出竟占总支出的24.67％，特别是1914年后，利息支出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即使获厚利，厂家也无心减少负债。

另外，为了投资者的利益，当时厂家多实行“得利全分”，虽然张謇对红利分配也加以控制，如推迟发放，留厂使用(如余利)，但一般用于扩大生产，并要计息。公积金、折旧费的提取比例也很小。如此不注重企业资本积累，资本不足状况很难改变。这样，资本不足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变化，企业危机立即出现。1914年以前兴办的厂，除大生以外，很少没有经历过一次或数次改组出租、出卖、破产过程的。在1922年棉纺织行业形势突变，巨大灾难降临时，大生也不能幸免了。

2．生产能力急剧增长

在1922年以前的数年时间里，全国棉纺织生产能力一直处于高速膨胀中。在一战前1913年华商纱厂约有50万枚纱锭，至1918年增至近67万枚，此后4年内又增加了近100万枚，其增加量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前30年(1889—1918)总数的2倍多。同一时期日资纺织厂也迅速增长。就全国而言，生产能力在战后4年内增长了1倍有余。产品产量，1914年棉纱棉布分别是64．5万包和226．7万匹，到1919年已分别达到91．8万包和353．4万匹，1922年时竟分别高达190．5万包和74．7万匹。面对这种形势，大生的经营者心中不免担忧：“本厂在民九以前厂利优厚之时，走观于新厂之风云涌，后先竞起，深以供过于求，一旦挫跌，虑有波及，揣揣然未尝不引为大惧。”但他们还是制订了将大生纺织企业由两个发展为九个的计划，并建成了三厂和八厂。不幸的是他们的担忧终成为现实，短期内生产能力的急剧增长超出了有限的市场容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产品相对过剩的危机终于发生了。

3．原料紧缺

在生产能力急剧增长的同时，纱厂用棉量也随之上升。1914年，纱厂用棉143万担，1922年已达469万担。然而国内棉产状况不尽如人意，呈下降趋势。同时，交通阻滞，厘税重叠，采办原棉困难。华商纱厂又不能直接采购进口棉花，虽然1921年起棉花进口增加，但只被在华外厂所用。由于当时纱厂以生产粗纱为主，棉花成本约占总成本的80％，棉花供应及价格高低成为困扰厂家的大问题。大生的发展曾得益于通海地区盛产棉花，但一战后日商和其他华商都到此争夺原料。1921年秋，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遭受大水灾，棉产损失惨重。当年江苏棉产比上年减少200多万担，全国棉产比1920年减少20％，比1919年减少近40％。水灾也使通海、淮南区各垦殖公司蒙受巨大损失，棉产“十去八九”。此时正是纱厂用棉量猛增之时，纱厂棉花原料紧缺，棉价猛增。棉荒直接导致了大生及其经纺织企业的危机。

4．日资侵入

欧战期间，日本经济侵华方式虽以棉纱输入为主，但在中国也接连办了5家纱厂，至1918年增至10厂28．4万枚纱锭；战后更以资本输出为主。至1922年4年内纱厂已增至25家，开工纱锭达67．2万枚，发展速度超过了华商纱厂，成为一股巨大的经济入侵势力。1922年危机发生，纱联会组织限价限产之所以不能奏效，原因之一即是日厂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

在中日纱厂竞争中，日厂资本雄厚，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管理完善，同时有政府撑腰，财团支持，还实现了从资金、原料到生产、运销一体化的企业联合。另外，日厂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拥有各种特权。如在原料、成品购运销过程中，华商须征重重厘税，而外商只须征相当于进出口税率一半的子口半税，中日竞争是不平等的，日厂的优势很明显。

5．军阀政治

民族工商业发展需要政府扶植及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当时的军阀统治给工商业带来了无尽灾难。首先，军阀混战。从1920-1922年较大的战争即有直皖、粤桂、湘鄂、湘直、直奉战争，造成市面恐慌，百业凋零。其次，滥借内外债。北洋政府历年的外债，至1921年底累计达158885万元。各省也自发公债，借债成为筹集军费，盘剥百姓的手段。公债利率高达10-18％，使社会资金不能投资于工商业。再次，厘税重征。厘金久已成为病民病商的劣政。民国后又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捐税，盘踞各地的军阀也到处设卡征税。据1921年1月31日统计，全国仅厘卡就有745处。另外，北洋政府实行卖国政策，禁止抵货运动，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给外商以各种特权。1922年12月，华商纱厂联合会为克服危机，向北洋政府总理、农商总长要求，一年内暂行禁止国棉出口和豁免花纱税厘，但未能获批准。

综上，当时的民族棉纺织业基础十分脆弱，早已潜伏着许多危险因素，到19世纪20年代初一场全面危机已在孕育之中。但要说明危机何以恰好于1922年发生，还要探讨一些直接原因。

三、   直接原因

直接引发1922年危机的导火线，前文所述，一是1921年秋的大水灾，它造成了棉花欠收，纱厂原料短缺，棉价上扬；二是1922年4月底爆发的直奉战争造成通海关庄布销售停滞，也直接导致大生纱厂棉纱滞销，亏耗巨大。此外，还有两个更需引起注意的事实。

1．汇率变动

一战时期，世界金融市场上银价稳步上升，战后金本位的欧美国家将大量白银抛入市场，在1921年银价暴跌。中国每海关两由1920年兑换6先令9．5便士跌到1921年的3先令11．44便士，以后继续下跌。那些在一战及战后初期创办的企业，由于战争和运输的原因，订购机器迟迟不能到货。在银价暴跌后，机价暴涨，如张謇计划筹建于l 919年的大生六厂，原定资本60万两，向美国慎昌洋行订购机器，由于结汇时外汇剧涨，资本无形中蚀去大半，订购机器无款起货，遂于1922年流产。大生三厂1914年即筹建，但机器不能到货。战后“机价亦重议增加”，“用款大半由调汇而来”，到1921年部分机件方到货，开工后即遭到亏损。一些企业家气愤地指出：“查全国各厂所购机件，大半过期不交，镑价又见大跌。再查各洋行之惯性，于镑价低廉之时，则强迫加价；于镑价昂贵之时，则将现货售出，以图善价。种种不平，各厂吃亏太甚。”1921年3月21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决议与制造商和中间商就此问题进行交涉，但无结果。1922年前后，除大生企业外，大中华、经纬、华丰、汉口第一、宝成、申新三厂等大批纺织厂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汇率变动引起机价上涨所致。

2．金融风潮

1921年秋，因国家财政危机，纸币信用丧失，存户纷纷向银行提取现洋，11月16日，在京津两地的中国、交通两行酿成挤兑风潮。在上海，1921年夏秋间交易所畸形发展，金融界大量资金进入交易所，投机盛行，信用膨胀，终于于年底酿成风潮，90％以上的交易所倒闭。

南北两次风潮使金融界损失巨大，此后银行纷纷紧缩信贷、催索欠款。“银根奇紧，调汇顿艰，拆息之大，从来所未闻。”两次金融风潮致使“全恃调汇以资周转”的纺织厂的生产经营遇到极大的阻碍。资金本来不足已是纺织厂家一大危险因素，此时借贷又遇困难，无异雪上加霜。“夫母金匮乏，已竭蹶堪虞，加以筹调不灵，能无大困?”一些厂家如申新、大生二厂、华丰、大中华、宝成已不得不向外国银行贷款。金融风潮导致银根紧缩，使包括大生在内的大量厂家生产难以为继，全面危机终于发生了。

总之，1922年棉纺织行业及大生纺织集团的危机是不可避的。资本的薄弱使企业脆弱；“黄金时期”过度膨胀，造成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供求关系极不平衡，产品相对过剩；加上军阀政治和列强侵略的内外夹攻等种种因素，使民族纺织业形势岌岌可危，厄运难逃。而汇率变动、金融风潮及战争、灾害等等又集中在1921年后发生，使得民族棉纺业危机最终在1922年爆发。大生纺织企业在1921年前较顺利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地区局部垄断和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它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上述各种不利因素，因为大生纺织集团1922年的危机其实是棉纺织业行业性危机的一部分。

（作者系南通市文广新局处长、南通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资料来源：

1．《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95年。

2．《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经济研究》第1卷第4期，中国经济研究会，1939年。

4．《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5．《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1993年。

6．《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

8．《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第162、377、386、429、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9．《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

10．《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1．《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