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謇/张光武

重读张謇——中国的民族工商、民生和文化转型

张光武

　　张謇由其三兄张詧相伴，从1895 年弃官从商经营实业教育，追寻实现民族整体利益之路，其后数十年间，成为近代历史人物中头脑最清醒、目标最明确、态度最坚忍、步履最沉着的一个。

　　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了：作为个体的社会人，他们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行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与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同时又在创造新的历史。故一个民族和人类整体的发展，乃取决于该民族和人类整体中个体的集体自觉。

　　重温张謇，他一生践行的民生至大、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企业家精神和责任，无疑是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重要遗产。

　　“张謇这个名字的分量，也许我们至今还没有估计够”。

政治篇：“民国国体，当以民为重；民国国政，当以民为先”

　　回溯戊戌前百年，整个欧洲社会笼罩在大革命的阴影之中，最后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那场革命结果是，原来的波旁王朝被“一个比大革命推翻的制度更加强大和专制的体制取而代之”，那个体制“夺得和集中权力”后，乃变本加厉，“压制以昂贵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

　　然革命仍像燎原烈火，从欧洲烧到亚洲大陆。甲午年前后的中国，正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迎受革命，要么断然改革。改革第一步，就是权力下放，英国便是如此，想明白了，权力下放了，社会前行，王室作为象征保留，国王还是有得做。但权力总有惰性，政体改革直涉权力，握重器者必要到最后关头才会有所动作。

　　1901 年“辛丑条约”后，清廷开始筹划其立国以来第三次“新政”（ 前两次先后为同光新政又称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此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三次新政间隔不过5年，足见形格势禁，不得不改）。

　　1905 年9 月1 日， 慈禧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是年废除绵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限，同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

　　11 月，溥仪继位。1909 年3 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

　　12 月，16 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1910 年又3 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至1910 年10 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各地要求1911 年召开国会。清廷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 年，定于1913 年召开国会。

　　1911 年先成立内阁。同年5 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定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因内阁成员过半为皇族成员，被讥为“皇族内阁”）。

　　至此，除中央政改外，在地方也建立了向地方议会过渡的咨议局，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近代法律，其中除宪法大纲外，还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

　　可见，清末政改正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若即若离中进行，只是积重难返，犹蝜蝂行坡，步履过于缓慢，太令各界民众失望，民众自不会一味无休止等待。清廷作茧自缚，一误再误，错失良机终成定局！

　　其间，张謇曾有言：“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呼！世人知余言之痛耶？”痛哉斯言！诚哉斯言！智哉斯言！至哉斯言！

　　当张謇进入中国社会重大社会活动序列之际，他自然意识到，自己已站到中国改朝换代（李鸿章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门口，令他至为纠结的是，他幸而不幸，乃为中国知识精英最前列一员，同时又无法摆脱传统赋予他的“舍身喂虎”的献身责任，在他而言，救国家和人民于危亡，“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降之大任，他自当慨然承担。于是，他须得以最大之沉着、忍耐和坚定，去向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求良方，去向世界民族的文化中寻求良方。

　　这种由最大功利最大务实目的萌生的文化转型理念，较之后来那些闭关书斋或自由游弋的清谈式的文化转型理念，自有其更为迫切、悲壮和崇高之一面，且能体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完善互补，益增其务本求实、以实践破解理论困境之价值，可圈可点。

　　他山之石，常可攻玉。以当时信息传播之速度，与其远向欧美取经，不如就近向东邻借笈。马关条约后，国人对于日本，又恨又敬。盖德川幕府期间，日本与中国一样闭关锁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最后将自己多年之老师击败于手下，中国人虽蒙受奇耻大辱，其中明智之士，乃怀卧薪尝胆之志，认真关注起这个迅速崛起的蕞尔小国的成功之道，其中，张謇便是以深谙国是识途老马之身，进入“西学东渐”和文化转型行列。

　　近百年来，历朝历代都谈国耻，都谈雪国耻谢天下，殊不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的富强自立，不仅在枪炮，在物质技术，在器物层面，而更在民心，在民族之精神。

　　洋务新政后，朝野也有一种一味“求强”、以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一切之思潮，无视人心乃各国立国之本这一普世原则。殊不知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实施愚民政治，把国民之责任心消磨殆尽。如张謇在其日记中所述：“夫不教之民，宁止不可用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其人之言信否，可援百年历史，甲午战事是明证，此前两次鸦片战争是明证，其后庚子事变亦是明证。以甲午战事为例：清军总兵力98万，日军兵力24 万，清朝军舰82 艘，日军25 艘，最后依然落得完败，清军作战力不堪一击暴露无遗。

　　秦汉以降，悠悠两千余年，中国国力在人类世界一直居领先地位，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与之相比，都是昙花一现，不能望其项背。至1830年前后，整个欧洲加在一起，产值刚刚超过中国；至于英国产值之超过中国，则是1865 年以后的事。及至1900 年，美国产值刚刚超过英国。

　　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国耻，可以断言：不是钱的问题，是民族的精神，是国民的素质。

　　从张之洞、张謇、梁启超，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等，都深悉其理，故均极力倡行中国之事当立足文化转型，以文化教育为先。张謇尝言：“教育为万事之母”，盖教育者，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便是最后痛定思痛，决意“要以教书匠终其身”例。此亦“五四”从政治运动转变为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标志之一。

　　民富和国强，民为主，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惜的是历朝历代都有意无意忽视和绕开了这一点。而出身农家、历经人生和社会坎坷又博闻强识的张謇，对此古训烂熟于心。张謇曾言：“民国国体，当以民为重；民国国政，当以民为先。”纵观他甲午年后的活动踪迹，不难看出，他在强国富民上付诸的实践是：一面积极发起参与对政体的改革，一面又致力于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精神的实业教育活动。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呕心沥血，付出的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心智和毕生操劳。

　　回眸那一历史时段，实在是变数多多，令人浩叹不已。当时之中国社会，实际上活跃着两股政治力量：革命和改革。就像赛跑，看谁跑在前头，看谁率先冲刺终点，其结果都将决定未来中国政局走向。其势又犹如一盘棋局，一旦开局，瞬息万变，便已不由任何人个人意志为转移，智者达人裹挟其中，能做的只能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革命与改革虽一字之差，利害至大。乃避害趋利，而致力于社会之改革，政体之改革，这是张謇从大处揽民族整体利益之视野作出的抉择。张謇晚年，曾总结生平言：“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今人评价张謇渴望政局稳定，主张渐进式改革，对晚清政局演变具重要影响，论属公允。

　　张謇体属之绅商阶层，是从晚清体制内产生的新兴社会阶层。当多事之秋，为救国和救实业，乃组织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宪政最务实的推动力量，时称务实立宪派，为晚清三种立宪势力之一（清末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且注重民生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框架。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此间张謇领导群伦，于朝野间力促清廷加快政体改革步伐，可谓不遗余力。其影响至巨者，包括1910年由他发起领导的遍及全国的国会大请愿运动。

　　然而，“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

　　1911 年，武昌举义，革命的步子跑在了改革前头。事出意外，又属必然。随之出现南北对峙，千万同胞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之事实一触即发，张謇审时度势，乃断然表态：“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爇，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又及时致函江苏咨议局赴京请愿代表，明确表态要顺应历史潮流：“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乃为社稷苍生计，为民生计，发起参与南北议和，直至清廷退位，双方休战，张謇可谓是亲身参与敲入满清专制这口棺材的最后一枚钉子。

　　比之那些高居庙堂的官僚贵族，比之那些跃跃欲试的投机政客，张謇具备他们各自所缺少的那部分学问、睿智和历练，他的思维和决断力在经验的土壤上吸纳文化转型的养料成长，故更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张謇曾言：“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需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是故其人凡行事必有轨迹，凡轨迹必有所循，所循则必有所依。所依者，高屋建瓴之理念。

　　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也从来没有过重复。清末政局，在明代就从未预展；同样，清末政局，也没有在民国重演。百多年前，张謇之世界目光及见解，振聋发聩，余音及今。其人所言决策者应备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之世界眼光，至今仍有其鸟瞰历史、驾驭现实之借鉴意义。

　　今天看来，张謇在实践其文化转型理念上自有其互为因果的逻辑链。

　　他竭力坚持和推行自己的主张和意图，积极参与清末民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目的是希望因势利导，消弭冲突，努力促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他实业教育救国主张的实施。在此基础上，又进而希冀通过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率先在一个地区践履文化转型，普惠民生，促进民智，进而影响全国，使古老中华民族得以凤凰涅槃、再现辉煌。

　　而事实上，经过卓越艰辛之努力，张謇确实和自己的兄长张詧一起，将南通建设为一个在全国具有全面示范意义的模范县，一个至今已获得历史验证且泽被后世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可以认为，张謇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成功经验和借鉴作用。

　　　　　　　　　　　实业篇：“父教育而母实业”

　　张謇践履文化转型，其主张最著名者即“父教育而母实业”。他认为，教育和实业就像家庭中父母之间那样密切，而彼此关系又可沿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通海地区特色：父亲读书求学问，母亲植棉纺纱织布谋眼前生计，为“衣食之源”。又言：“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此句乃张謇民生理念之基本实施步骤。于是乃用实业先养民生，以教育先启民智。

　　张謇设纱厂名大生，建轮船公司曰大达，大生寓民生，大达喻民智；大生解近忧，大达排远虑，其余，张謇、张詧所建者，“阜生”、“资生”、“颐生”、“大有晋”、“大赉”、“大豫”等，均寓民生和富民大义，终极目标是倡行民生民智，使国家和民族日臻富强。

　　张謇曾言，“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农工商业之至大者，曰棉铁，次者，日用百货”，故“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于是便有首创中国第一家民营纱厂大生纱厂和后来通州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资生铁厂和大陆制铁公司等诸厂之举，是为今人乐道之“棉铁主义”。

　　建纱厂之外，张謇和其三兄张詧又振兴商业、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集全方位改革于南通一地，功在当时，泽被后代，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张謇曾言：“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和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又发见盐城、阜宁、淮安等县城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杠棒苦力。杠棒苦力之生活，更比洋车夫为恶劣。我就想到，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劝两江总督办理垦荒之事；但他们听到要投巨大的资本，则皆敬谢不敏。实在说，这种垦务，只要政府仿照范公堤的办法，筑成江苏省内黄海之滨一个长堤，沿海人民，自有陆续报垦升科的人。不到二十年，至少可以增加二三百万亩的棉田。但是，你能希望政府来办吗……因此，我就想招股承办；第一个试验场，就是通海垦牧公司。事实摆在眼前，垦牧公司经过许多困难，但是现在可以说，人定胜天，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已决定发一个愿心：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假如变通通海垦牧公司办法，每户农民领田二十亩，可供给十万或二十万户之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或一百万人之生活。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

　　张謇这段直抒胸臆之言，直接道出他创办实业与民生的关系。无论开办纱厂，还是后来垦牧植棉，都有一个以实业养民生的出发点。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田种，张謇就开办纱厂，开垦荒地，让他们有田种，有屋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这是张謇从文化源头上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精义的践履，采取的途径则是“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让百姓有地可种，有工可做，有屋可住，有书可读，细水长流，繁衍生息，源源不断。

　　张謇之起意创建通海垦牧公司，更可追溯至其握文化转型智珠之区域整体发展规划，而与其“村落主义”理想息息相关，内蕴之义为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路径。垦牧公司（后文统称盐垦公司）之创建，从大处看，可以“民生”二字覆盖；细分述之，则关乎水利之兴修，关乎土地之改造，关乎纱厂之原棉产地，其中更有为现代农村建设谋求出路的思考。

　　清末民初，随上海、天津、广州等一批近代化城市的建立，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出现重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潮，即“农民进城”，大批农村人口涌入上海等大城市求生择业。城镇化应是社会走向现代化之趋势，然城镇化是否都要以农村人口源源涌向大城市、城市不断扩大化为标志？张謇、张詧对南通的建设无疑在百年前就为城镇化建设建树了一个样板，张謇和张詧通过办厂办学校，兴实业教育，垦牧植棉，规划城市建设，建港筑路、普及社会福利，践履文化转型，将一个地处偏僻、交通不利的江东小城镇建设成一个人人有工做、有地种、有书读、有繁荣商业、有文化教育设施、普及社会福利的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近代化宜居城市，而与上海等大城市势成犄角，交相辉映，良性互动。其理念，其实践，足可成为当代新城镇化建设之启示录。

　　据资料统计， 张謇、张詧在苏北沿海创办之盐垦公司，资本估计1620 余万银元，而“大生纱厂举其历史的积累之款，悉以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几以全部股本经营垦殖”。由此亦可知张氏企业尤其大生纱厂之巨大盈利重要流向，故有后来胡适“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之说。

　　江浙地区历来富庶，有“鱼米之乡”美誉，而苏北地区较之苏南地区，至大不利在于交通。历来交通兴则实业兴、工商兴而教育兴。张謇深知其中利弊，故有“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切肤之感，乃与三兄张詧全面擘划，辟道路、兴河运，致全力而谋交通。

　　1901 年，张謇和张詧首创大生轮船公司。至1918 年，公司有小轮20 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10条干道，一举沟通南北水网。

　　1904 年，建成天生港及码头仓库，又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再修建港闸公路，贯通唐闸与港区间联系。

　　至1921 年，南通已建公路逾288公里，占江苏全省总里程之66.5%，成为全国公路最发达的县之一。

　　1921 年，张詧创办之大生三厂开机，此前一年，张詧斥资10 万银元铺设轻便铁道11 华里，有三厂镇直通江边青龙港，为进料出货的干线。此亦当时苏中地区唯一一条铁路。

　　张詧又于青龙港建“会云闸”，疏浚河道38 华里，北接四扬坝及大有晋垦区，令重载货物船只可由港进闸，直置厂区，大有晋垦区的棉花也藉此由四扬坝大河南运。凡此不一而足，可见在张謇、张詧弟兄擘划下，南通地区之交通发达和社会近代化程度。

　　张謇、张詧亟知淮南黄海滩涂灾害频仍，尤以洪灾、潮灾、涝灾为甚，废灶兴垦须先行解决要务有四，为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其至重者为筑堤、开河、建闸，而水利实为兴垦植棉命脉所在，不修水利，盐垦无从谈起，加以南通一带向有水患影响民生，张謇、张詧乃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引进科技治水，修堤筑坝，共图治水大计。其中，荷兰水利工程师特莱克更于1919年8 月在遥望港九孔大闸建设中不幸献出宝贵生命，年仅29 岁。

　　张謇和张詧创办实业的基本特点是，其包括盐垦公司在内的数十几家实业公司，均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此种以支柱产业为核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其实质是，大工业与以农户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形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大工业须依赖农村经济获取必需之资源和发展的条件：劳动力、原料、市场和基本生存资料（粮食、副食等），形成可持续发展。而农户和农民则依赖大工业，在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生产经营上引进现代原料、技术和组织形式，一面提高生产力，一面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而此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即张謇和张詧将民生看作一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始终立足民生大计，即老百姓吃饭和就业之问题。

　　而老百姓吃饭和就业之问题正是一国经济之基本问题，也是一切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制约一个国家各项经济活动状况和变化的根本问题。张謇和张詧弟兄创建的南通模式，无疑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建树了历史性功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