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张謇的“三农”思想与实践/陈葳  池子华

张謇的“三农”思想与实践

江苏省南通中学  陈葳    苏州大学 池子华

　　张謇生长于海门农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从小就“奉父命随雇工锄棉田草”^[2]。他的出身使其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天然的敏感。经过科举仕途的张謇，饱读经史子集，也接受了我国传统的重农思想^[3]。投身实业后，1903年他去日本参观北海道的农垦，此行对他的影响很大。回国后，张謇立即着手仿效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三农”思想。本文就此问题略加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农民问题：减轻农民负担的“悯农论”

　　张謇认识到农民的土地、就业和生存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主张实行“悯农”政策，即为农民提供一个剥削相对较轻、能为其所接受的宽松环境，以稳定民心。这一理念对他开发黄海盐滩起了重要作用。

　　据刘厚生回忆，张謇曾对他谈过自己不惜千辛万苦，历经重重磨难而从事盐垦事业的原因。他说：“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或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又发见盐城、阜宁、淮安等县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杠棒苦力。此项苦力，除盐城、阜宁、淮安人号称江北帮之外，另外还有山东帮与之竞争，常有聚众斗殴情事，而且杠帮苦力之生活，更比洋车夫为恶劣。我就想到，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劝两江总督办理垦荒之事。”^[4]显然，张謇是把开发淮南盐涂当作实现自己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理想的一个契机。

　　张謇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没有采用租率50%以上的“通划制”，而采用租率低的“崇划制”，并有创新。如《奖劝各佃章程》说：“田主佃户，以资本、劳力合为一事而治生者也，凡大农事业皆合公司为之。意主开风气兴公益，与向来一姓一家经营私业者不同，奖一勤以劝百惰也。”^[5]“崇划制”原来是崇明县江口小沙洲地区涨落无常、生产不稳定所特有的一种收租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农民具有耕地的田面权，具有耕地的永久使用权以及田面转让权。张謇用之于垦牧公司，是适应了当时特有的人文地理条件，即使农民获得一半主人翁的稳定感，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使之能在有田面主权自有土地上勤劳耕作、发展生产力；又同时壮大了对垦牧公司承担的责任力量，有利于集资、抗灾、改土。

　　在开垦不久的盐碱地上进行生产所遇到的自然灾害往往比久耕的熟田更多。垦牧公司根据作物实际生长情况收租。起先公司收取实物的40%，农民分得60%；1930年前后改为公司得收获物的35%，农民得65%。议租以排为单位，由公司派出一名代表，排内推出一名佃农代表，另外再从别堤调来人员组成四五人的参议小组，分堤办事处主任为主议。议租时具体参议人员到田间实际测产，各人自测产量数字互不通气，主议和会计则在田外监督，不入田，其他佃农也不入田，但可以在旁观看。各人自测的数字一般都较公正准确。个别佃农不能接受的，还可调另外参议的人进行复议。议产结束后，张贴布告公诸于众。因为有十天内缴齐租可享受九折优待的奖励规定，所以佃农一般都能如期交租。这种议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公开性，农民在丰收时可以多得，遇到自然灾害歉收时，公司也分担一部分风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针对一些垦牧公司盘剥佃民的情况，1921年张謇颁布了《保护垦佃通告》：“各公司领田之佃，多半是穷户。其种田资本，非出于告贷，即系鬻产做会。本公司体恤保惠之不暇，岂可略予朘削。往者有人效海门下沙粮户盘剥佃户之风，有放春盘秋盘之事（春豆秋棉未成熟先作至低之价），穷佃但知济目前之急，罔顾后患。往者已矣，来犹可追。今年各公司同人中，若再有此等捉狭盘剥之事,令贷资之佃，只还原本，一面辞歇职务，同事无悔，特此通告。”^[6]

　　张謇的“悯农”不仅仅停留在同情农民的表层上。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农民的悲剧一方面是由社会造成的，另一方面归结为他们自身的愚昧落后。所以他主张“公司之意，欲来佃者共享永远公平利益，且冀各佃普受教育，开通知识”^[7]。每一垦牧公司，都有数所年级式的四年制小学，并有一所完全小学，经费均由公司承担。著名的通师二附小有6个班级，11至12名老师，10楼10底的楼房，住校生百人，有操场，教学仪器齐全。留日教育家理一航曾任该校校长数年。华成公司三区小学在1933至1934年间有五六个班级，两三百名学生，校长罗伟如是中国公学毕业生。为加速人才的开发，大半垦牧公司办了棉垦训练班。通海垦牧公司办了农学堂，培养自己需要的农业技术员。

二、农业问题：产业链条中的现代农业观

　　张謇关于农业问题的议论主要是围绕农工商关系而发的。在1895年，他比较强调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8]，并且指出：“中国人待农而食，虞而出，工而成，商而通，工固农商之枢纽矣。”^[9]这种认识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潮在当时的理论进步，即把重商推进到了重工。到1897年，他的看法又有了发展，开始将农的作用与工并列起来。他在向朝廷上呈的一份奏议中说：“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10]以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工商之本在农，农困则工商之本先拨。”^[11]

　　在张謇的新农本论中，农业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论内容，即他不再局限于农业为人类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传统思路，而主要着眼于农业作为轻工业原料来源的特定角度。他认为：“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者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者也；商为之绾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12]所谓殖生货者，就是为工业提供原材料的意思。

　　这种新意义上的农本观点，对张謇“棉铁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所谓“棉铁主义”是指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中要以棉花和炼铁两业为重点。对这种政策的必要性，他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之国不有土地乎，有土地则曷不改良农业而蕃其生产？我之人民不各有耳目手足乎，各有耳目手足则曷不奋兴工作而给于商市？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3]这就是说，在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下，要泛泛地发展农业和商业已无济于事，只有明确重点，集中财力，优先把棉业和铁业发展上去，才能带动国民经济的切实增长。

　　在一般的农业发展问题上，张謇的见解比较简略。他于1897年时提出“农务亟宜振兴”，“振兴之计有四”：一、“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二、“未垦之地，先尽就近之人报买”；三、“凡开垦之地，……免赋三年、免赋五年”；四、“报买升科，户部及各衙门费宜明定成数”^[14]。他还批评政府的税收政策，强调“农工商之政策，惟藉税法为操纵，或轻减以奖励之，或重征以抑制之，盖未有不顾农工商之痛苦，而纯然以收入之目的，为征税之标准，猥曰苟且以济国用者也”^[15]。但他的税制改革论以厘金和关税为重点，对农业税赋涉及不多。

　　最后，还要提一下张謇的农场经营观点。他在1901年提出“集公司而兴农业”的建议，其中指出：“农旧名也，公司新法也，仍旧名而不用新法，则山野之矿地，江海之荒滩，弥望无垠，童童濯濯，竭中人以上一人一家之力而不足治，欷歔缀想，皆成废弃矣。欲集公司，先由官劝，有应劝者，令其按地绘图，开方记里，自拟私集公司举办利益章程，白于各府州县农商官，勘视虚实，为上于农商道，订定给之，有佃可招者招佃……人力不足，合用机器者用机器。”^[16]他希望采用这种形式，使农业经营发生一次实质性发展，所以又要求：“凡各府州县辖境，三年内责成农商官，毋许有不林之山，不谷不牧之地，庶地无旷土，野无游民，国收大效矣。”^[17]

　　为了把理想变成现实，1901年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近代企业家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农垦事业的新事物出现了。张謇对西方国家的公司制非常赏识，“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西人凡公司之业虽邻敌战争不能夺，其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18]。他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第一个把股份制公司的型式引入农垦企业。股份资金首先用于统一规划，修筑围堤、闸坝、开河、筑渠以及兴办垦殖必备的各项工程，对土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在统一规划经营下，土壤盐份逐年降低，可耕性逐年增加，逐步建成商品基地。股东不是按拥有土地的多少分得地租，而是按拥有股份的数目分得股息和红利。

　　农垦公司采用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与小农户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并与纺织工业挂钩，颇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工一体现代化色彩。公司运用了资本、科学和管理的优势，进行了大规模垦殖所必需、而小农户又无法完成的基本建设，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改良农产等工作。由于历史条件和当地具体情况，淮南盐垦事业并未实行“纯粹”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而是充分考虑到国情特点和优势，实行了“公司+农户”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垦区的农户，虽然延用中国古老的传统人力耕作，并向公司交纳租花，但他们已与以前的佃农有了重大不同。他们已不再是向地主佃种小块土地、以满足个体家庭需求为目的、生产手段和方法完全由自己安排解决、产品除交地租外由自己支配的传统小农了。在生产资料——地，生产方法——棉花的种植管理，生产资金——公司投资与农户投资相结合，生产产品等方面，个体农户都被纳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农、贸体系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三、农村问题：乡村城镇化的选择

　　科学的“社区”规划与建设，是张謇农垦规划的大特点。垦牧公司的招佃章程第14条规定：“各佃庐舍村棣，由公司酌示地段后，此半日小学校（各国为乡农子弟计有半日小学校）、农学校、社仓、保甲、义园，并由公司建设修理。”^[19]垦牧公司成为近代农村社区的雏形。

　　首先，促进农村中非农产业的发展。围绕本地产品加工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出现了一批手工业作坊。例如，八大家和合德镇相继出现的手工业作坊，有弹花、轧花、棉纺、织布、染坊、缝纫、银匠、车行、酱园、茶食、磨坊、油坊、糖坊等行业。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射阳县境内共有工场、作坊893家，规模都较小，基本都开办在各垦殖公司所在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出售，颇受农家垦户的欢迎。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强农村与外界的联系。各公司垦区内一般都修建了比较宽阔的马路。“垦牧至县治故百八九十里，今县道成，径计百五十里有奇，汽车行日可往反，尤便于农商。”^[20]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有些大的沟河也成了水上运输的航道。1934年，一姓韩的还在八大家创办第一所民办邮政所，经营民间信函的投递业务。至1937年，全县设有邮政代办所6处、官办邮政局1处。

　　第三，重视农村科教卫生事业。张謇在垦殖中很重视“科教兴农”的作用。他一方面大力兴办小学这一基础教育，另一方面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1920年他视察华成公司之后，即调其妻吴氏之胞弟吴鉴春（原在南通农校执教）主办华成公司试验场，调通海垦牧公司精于河堤工程的江蔼人帮助华成公司治理河渠沟路。棉花除引进山东良种外，还在华成公司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在那里试种、驯化、推广美棉，并获得成功，使棉花产量较原来有了大幅度增长。张謇还让南通大生纱厂出面从日本购进皱纹白钢管，运到华成公司建造涵洞和小闸等水利设施。

　　第四，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早在盐垦公司规划和兴建之初，就着手于农村集镇和商业网点的建设。“合兴镇（即今合德镇）为一座新镇市，市集颇大，即由合德公司计划成立……交通尚便。”^[21]华成公司境内的八大家镇（今临海镇），原来只有王家6户和马、史2户共“八大家”。随着公司扩垦，启海一带的棉农大量迁进，先后发展起大小商户30余家，盐城、阜宁等地商贩也纷纷来此经商，大小店铺应运而生，成了方圆几十里的贸易中心集镇。

　　经过张謇十多年的努力，在垦区内建成了“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厘市，行有涂梁”的“小世界”^[22]。而大豫南一区可视为中国农村早期资本主义社区建设的典型，有小布厂、小学校、医院、消费合作社等，在水利建设、文化设施、卫生条件，以至于社会风气、智力素质等许多方面，迅速超过了已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毗邻地区，使新垦区和老农业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评价：农村现代化的探索

　　毫无疑问，张謇的“三农”思想对近代中国应如何结合国情走上现代化之途是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然而张謇对中国式早期现代化事业的杰出贡献，更在于他的实践活动，在于他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际的重大创新实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像张謇这样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不惜个人利益之重大牺牲，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改变社会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去，并卓有成效地在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的人物，是殊为罕见的。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就是他试图在中国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的宏大理想的开拓性尝试。

　　张謇的开放思想和所从事的事业，有示范和开通社会风气的作用：“前者唱于于，后者唱喁喁。继垦牧而起者，南通有大有晋，如皋有大豫，东台有大赉，大丰、通遂，盐城有大祐、泰和、大纲，阜宁有华成、阜余、新南，盐垦公司十余。其地视垦牧小者倍，大辄七八倍。”^[23]在张謇的垦殖思想和通海垦牧公司的影响下，不仅在淮南淮北，而且在全国许多地区，都相继成立了农牧垦殖公司，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在中国大地崛起。

　　列宁说：“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增长首先表现在自然农业向商业性农业的过渡上。”^[24]又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标志的“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上”^[25]。通海垦牧公司正是这种以垦植种棉为宗旨的，其生产活动一开始就不是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商业性农业。通海垦牧公司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孤立、狭隘、保守、落后的封建个体经营方式，促使土地占有者和资金掌握者从事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农业经营，进行商业性农业生产。这已成为张謇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举世闻名的伟大创举，它将永远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张謇之所以能够率先创办农垦公司，把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方式移植到中国来，因为他是以强烈的爱国思想为指导的。他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富国强民的历史经验后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26]。同时他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天下之大德曰生。”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没有饭吃的人能有饭吃，让生活困苦的人，能逐步过上好日子。为此，张謇奋战了一生，经过不断摸索碰壁、修正、深化，最后奉献出整体性的社会改造“工程”，其实质就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实行地区性的资本主义改造，树立一个地区性的现代化模式——“南通模式”。此“模式”不是设计中的计划，不是跳跃于纸间的理想，而是实在的、具体的存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有中国的，又有西方的，很具特色，这就是张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的新信息，也是其“三农”思想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它的广泛影响远远超过了后来山东的梁漱溟，河北的晏阳初等“模式”。正如日本驹进德三先生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所评价的那样：“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而非过言者也。”胡适评价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27]

　　从张謇的三农思想及淮南垦牧的艰苦创业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憧憬，它依然能为今天提供教益、经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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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謇：《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曹文麟编：《张啬庵实业文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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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謇：《上度支部大垦淮徐海荒地为规复海军及地方自治教育费基本说》，《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12.张謇：《通如海棉业公会棉产统计报告书序》，《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13.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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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16.17.张謇：《变法平议》，《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18.杨启秀：《论张謇农业改革的思想与实践》，《近代改革家张謇——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9.张謇：《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张啬庵实业文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

20.张謇：《垦牧乡志》，《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21.杜渺：《试论张謇在射阳兴垦开发事业中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近代改革家张謇——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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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26.张謇：《请兴农会奏》，《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27.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