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金泽荣与翰墨林印书局/邹振环

张謇、金泽荣与翰墨林印书局

□ 邹振环

感谢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邀约参加“我与张謇研究二十年”的征文。我参与张謇研究，最初是与活跃在南通的朝鲜学者金泽荣有关，渐趋注意研究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物，最后走近张謇的研究。

一、我与金泽荣研究

1992年10月，在中韩建交后不久，复旦大学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挂靠在历史学系，主要开展韩国学和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当时复旦历史系的很多老师都应邀参与了韩国研究中心的活动，我也被主持中心工作的石源华教授邀约，申报了“明清以来中韩文化交流史”的课题，《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即此项目的第一个论题。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别号韶濩堂主人、韶濩生，晚号长眉翁囚。原籍朝鲜花开，7岁开始受书，十四岁受学于全象谦，19岁从白岐镇问学，开始了解古文古诗。45岁那年，他担任了议政府编史局主事，次年改内阁主事，升任中枢院参事官，叙判任官六等，隶编史局编史。后改任内阁记录局编史、史籍课长、中书院参书官兼内阁参书官，史礼所辅佐员、六品承训郎，1903年任弘文馆纂辑所文献备考续撰委员、授正三品通政大夫等官职。尽管官名频繁更换，但直至1905年他辞职来华，一直过着从事历史编纂为主的生活。1882年大院君发动政变，奉使天津、参与朝美订约谈判的金允植与闵妃秘密联系，敦请清政府出兵干预。1883年夏，张謇（1853—1926）作为吴长庆的幕僚驻扎在朝鲜。金允植将当时已小有名气的金泽荣之诗集送给张謇，“季直见而称善”，并经金允植介绍，与金泽荣在军中“笔谈数十牍”，张謇还向他介绍了一起来朝鲜的哥哥张詧，彼此有相见恨晚之感。再次与张謇发生联系是在20年后的1905年，金泽荣痛心于朝鲜正一步一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不愿当亡国奴，决心效仿明朝遗民朱舜水当年兵败逃至日本那样，流亡中国。他辞官携妻女二人，乘船来到上海。被张謇安排在南通翰墨林印书局担任编校。金泽荣在印书局编版了大量的朝鲜汉文文献，对于弘扬和保存朝鲜民族文化之精华，振奋民族爱国精神，鼓舞朝鲜人民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力量和重要的思想资料，因此，金泽荣亦成为我研究课题的第一个论题。

1997年6月至8月，本人通过复旦韩国研究中心申请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赴高丽大学访问三个月，期间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新任委员长李元淳之邀，在韩国国史馆作了《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的演讲，主要讨论金泽荣在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编刊韩国汉文历史文献及其贡献。该文首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第5辑，该文有一重要贡献，是首次揭示了金泽荣自杀的原因。

到中国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韩亡于日本后，金泽荣开始了对一代韩国历史的重新思考。客居南通的岁月里，尽管他也曾为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欢呼过，写下了《拟祭安海洲文》《安重根》《安烈士重根忏悔辩》《安重根传》和《安重根外传》，自己后来也参与过独立运动，代作“大韩民国总理大臣致书中华民国总理大臣”的《拟陈情书》，但原有的身临其境的政治参与感毕竟还是日渐淡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意识却在不断地强化。1914年他完成了探讨一代韩史兴亡的《韩史綮》，这虽然有续写《东史辑略》的想法，但史学思考的角度和撰述的方式都显示出明显的不同。《韩史綮》以“论曰”的形式，大量阐发了他对一代韩史的看法。这些朝鲜汉文文献的问世，对于弘扬和保存朝鲜民族文化精华，振奋民族爱国精神，鼓舞朝鲜的独立运动具有重要价值。撰写《韩史綮》的金泽荣，已不是撰写《东史辑略》时的李朝史官，他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王朝的臣子，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来修史的。他指第一代韩国开国元勋太祖李旦原是高丽东北兵马使的儿子，因屡立战功位至将相，弑二王篡恭让王位的。他批评英祖不该受奸臣蛊惑而杀世子，指出这是“惑于小人以自陷于万世之大恶”。他认为正祖虽“博览群书，好为文章，而识趣不精，取舍多失其当，故虽勤于文事，而科举章奏之文体，反降为卑薄矣”。《韩史綮》1918年由翰墨林印书局刊行后流入朝鲜，开始引起那些抱有忠君思想的传统儒家学者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耳不忍闻，口不可言”的史书，其根本上违背了《春秋》“为尊者讳”的史法，而以侮辱君王为能事。1923年刊出了赵愚植、柳寅永、崔万植等125人的连名抗议书《略辩韩史书》，辱骂金泽荣是寓于翰墨林印书局中的“一种妖怪孽芽”，“彼素以巧黠文字名”，《韩史綮》一书“污蔑君父、凌辱先贤”，是“国家之乱贼，儒门之叛卒”，要求南通翰墨林书局“摈屏于无父无君之地，勿使污染华夏，并火其书，勿令惑人耳目”。1924年同时问世的两本《韩史綮辨》，有101位韩国学者参与发起对《韩史綮》的攻击，该书罗列出《韩史綮》有违背“春秋大义”、诬毁后妃；有诋斥先贤的党私之论，好谈阀阅而将檀君开国置于半信半疑之间；该书还有讥评韩人忠君爱国习性等七大罪状。结论是该书“不可以为史也，亟付之火，勿污人眼可也”。韩国太极教本部出版的李炳善本《韩史綮辨》，更是有京城绅士253人，地方绅士1253人参与围剿，在该书末《讨史贼金泽荣文》中，把金泽荣斥为“枭獍不若”的“罪大恶极”者，指责《韩史綮》“肆然加污蔑于我列朝”、“辱说我先后”、“恶骂我先帝”、“大恶我英祖”、“夷狄我太宗”、“篡逆我太祖”、“诬毁我先贤”，号召国人“同声声讨”，“遍告遐迩，使人人亟加严诛，以伸春秋之义”。这些不是旨在学术讨论而竭尽全力于人身攻击的出版物，辗转传至居住在南通的金泽荣手中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一方面已有“孤立之忧”的金泽荣不能得到在华的朋友朴殷植和申采浩等反日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檀君问题上的认同，另一方面又遭到了故土大批有古典素养的儒家学者的猛烈抨击。而且在此期间，金泽荣的“平生知交，不欲发一语”，而曾对《韩国历代小史》13卷本大加赞美的好友赵秉瑜，甚至也反目加入了对《韩史綮》的围攻。面对这些恶毒的咒骂，无法缓解的理智与感情两难的压力；作为一个“中国新民”，他对民国长期的军阀混战亦深感失望，民族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对自己百般照顾的异国知己好友张謇又于前一年去世，他所任职的翰墨林印书局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些都一起构成了对这位76岁老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于是1927年3月30日他在南通的陋居中吞食鸦片而自杀。

该文发表后颇受学界重视，为不少论著所引用；后受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邀约，改题《金泽荣与近代中韩文化交流》，重刊于该中心主编的《韩国学论文集》第8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2002年11月12至14日，应南通市文学艺术联合会邀请，我参加了该联合会主办的“金沧江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题为《金泽荣与翰墨林印书局》。该文统计到的46种金泽荣撰辑的书目中，可以确认的有24种为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物，其他虽然尚未能确认是否为翰墨林出版物，但至少可以说服务于翰墨林印书局期间，金泽荣所编纂的韩国史料文献，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和中韩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文收入南通金沧江研究所编纂的《中韩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金沧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沧江研究所2003年，第148—172页）。这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跑城市南通，也是我进入金泽荣和张謇，以及翰墨林印书局书业研究的开端。

二、搜集和整理翰墨林书局的书业资料

因为自己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翻译出版史的研究，所以曾耗费多时着力搜集和整理翰墨林印书局的资料，在我指导的博士生李春博帮助下，重新梳理金泽荣与翰墨林印书局的资料，发表了《中韩翰墨林书缘——金泽荣与翰墨林印书局》（与李春博合作，载《韩国研究论丛》2003年10月第10辑）。之后又进一步拓展，完成的论文《翰墨林印书局与清末民初的翻译出版》。翰墨林书局，亦称“翰墨林印书局”或“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等，是张謇创办的文化事业中的一家重要的出版机构，自1903年创办前后持续长达近半个世纪。出版过一些有影响的著译，但一直未引起出版史界的重视，即使几本张謇的传记也缺乏详细深入的讨论，迄今所见的诸多论著，已经连学者都搞不清其来龙去脉了。2005年5月21日至23日日本涩泽荣一基金会、南通张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日近代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贡献——涩泽荣一和张謇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我提交了《翰墨林书局与清末民初的翻译出版》。该文梳理有关该书局的发展情况和主要译著基本材料，结合该会议的主题，就多角化经营战略中的翰墨林书局、翰墨林书局的内部制度与管理体制、书局的管理阶层与编校力量、翰墨林书局出版概述、翰墨林书局出版历史著译的影响与意义等方面，论述了翰墨林书局在清末民初翻译出版史上的地位。论文指出翰墨林书局在1903年到1905年为初创阶段，除了为学校编印教材，也兼顾学术书籍的出版。这一时期编印的教材目前所知的有《中国地理讲义》《中国地理课本》《中国地理问答》《中学教育算术教科书》《柔软体操图说》《毛笔画本》《论语讲义》《孝经讲义》《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论语白文读本》《孝经白文读本》《中学算术教科书》等；刊印的学术类书籍有清末定远人陈衍洙所著《岱源诗稿》和龚自珍的《龚定庵集》，教育类有《兴学要言》《地方兴学要览》《教育行政》和《女子教育家庭教养法》等。同时为了适应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有《日本议会史》和《英国国会史》等。书局还推出张謇所撰《通州兴办实业章程》《变通通九场盐法议略》以及张謇游览日本时撰写的《癸卯东游日记》等。

1905年到1926年是翰墨林印书局发展的高峰时期，笔者从统计到的176种图书中，诗文类有43种是在此期出版的，占诗文类的81%；史传地理类有13种，占65%；教育类25种，占83%，已知所出书刊约有70%以上，是完成出版在这一时期。《翰墨林书局与清末民初的翻译出版》一文的中文本收入尤世玮主编的《2006张謇研究年刊》（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07年），译成日文的拙文，编入陶德民、姜克实、见城悌治、桐原健真编《近代东アジアの经济伦理とその实践：涉泽荣一と张謇を中心に》第12章《张謇と翰墨林书局の翻译·出版事业》（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3月，页251-272）。

2009年，我参加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编“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为主题的研讨会，提交《再论金泽荣与翰墨林书局》一文，在原本关于金泽荣与翰墨林书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讨论，受到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等与会者的高度赞扬，全文后载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编《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亚洲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页78—104）。

三、走近张謇研究

在南通参加金泽荣和张謇的研讨会，期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靠近学界的张謇研究。2011年10月20至23日，本人参加四川大学、四川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政治变迁与区域社会：纪念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为《张謇与清末宪政史译刊的影响与意义》，该文后以《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与传播》为题，刊载《史林》2012年第3期。

清末立宪的实践掀起了20世纪初中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壮观的活剧，在这一历史剧演出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的宪政理论还是宪政实践，都打上了广泛从西方输入宪政知识的烙印。在长期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度，宪政领域的这种外国理论与历史著述的输入，引发了20世纪前十年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立宪运动的实践。在这出历史剧中，不少著名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并充当主角或配角，如梁启超、郑孝胥、汤寿潜、张元济、夏曾佑、雷奋等，张謇是其中举足轻重的积极参与者，并充当过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组织——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期间他不仅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建议，而且还积极组织译印日本议会史和通过日文转译西方的立宪史。该文从清末宪政史输入的角度来讨论张謇与《日本国会纪原》、张謇与《日本议会史》译述、翰墨林书局版的《英国国会史》，以及《宪法古义》的编纂与出版等，特别讨论了张謇及其宪政史译刊对于20世纪立宪运动的影响与意义。该文刊出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11期全文转载，也收录《张謇研究年刊2013》，可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从2002年参加“金沧江学术研讨会”起，迄今已逾20年。在“金沧江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拜见了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1926—2021），以后在海内外展开的各种研讨会上多次聆听章先生的教诲与鼓励。由此也随之渐渐走近以章先生为代表的张謇研究，且至今仍对金泽荣的研究情有独钟，2017年11月17日，我还应韩国忠北大学校之邀，参加由该校主办的“纪念金泽荣逝世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有关金泽荣研究述评》。

以章开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已将张謇和金泽荣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赓，张謇一生的事业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缩影，至今让人铭记，金泽荣作为近代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仍值得进一步研究；而翰墨林印书局尚留有很多值得拓展的学术空间。希望年轻的学人能在南通张謇研究会的组织下，掀起张謇和金泽荣研究的一个新高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