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的践行者——张謇 /陈 健

“和合”文化的践行者——张謇

□ 陈 健

引子——旧时，许多江南人家的堂屋里都供奉着“和合二仙”神像，画上两人并立，蓬头笑面，一人手持荷花，一人手捧圆盒，象征和合团圆之意。在一次查阅有关大生纱厂的档案时发现，在大生商标中竟然有一个“和合”商标，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兴趣。“和合”是江南文化的底蕴，作为祖上从常熟迁居到通州的张謇，用“和合二仙”作为商标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之大、和合为尚；人间之美、福祉共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歌曲《和合之美》唱出了中国共产党“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博大情怀。

“和合”文化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内核，综合各个历史时期儒、释、道的思想精华，深深浸润在中华文化思想的不同维度各个方面，始终影响着我国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行为法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

《易经》上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人情、时势、世事等都会遵循各自特有的规律开展，有始有终有过程，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天地万物互相作用，达到最佳的和合之境，就是一种吉祥嘉善的美好状态。而这种恰到好处的和合的力量，将会使所有邦国得到稳定和安宁。张謇被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刺激后，决意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致力于经营南通的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诸端，把偏之江北一隅的南通打造成了一个近现代化城市的桃花源。在其立德立言更立行的社会实践中，无不闪耀着和合文化的光芒。可以说，张謇是全面践行和合文化的第一人。

一、突破民用工业大多选址都市的局限，强调工业对城市的主动疏离，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合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空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张謇赤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期间署理江督张之洞奏派张謇总办通海团练，请张謇拟写奏疏，共同讨论振兴商务的问题。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张謇提出了“速讲商务”“讲求工政”的主张，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发展新式工业是振兴实业的中心，也是挽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根本。1895年清廷通饬各地设商务局，兴办企业。是年，张之洞“奏派”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招股设纱、丝厂。年底，张謇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当时，不论是着眼于分洋人之利的官办布局，还是歆于厚利而仓促上马的民间纱厂，都把工厂设在交通便捷、商贸集中的都市，而与农村无缘。张謇把工厂创设在农村，则是走的一条与众不同的近代工业发展之路。张謇筹设大生之初，对沪上纱厂有过用心的考察：“下走以为，上海纱厂之病，正坐拥挤。”对这种由近代工业引起的城市拥挤、工厂倾轧现象，他曾有过进一步分析：“且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奇居。以是上海纱厂之利，往往不及他处。”

因此，对于大生纱厂的选址，张謇是颇为斟酌的。选址唐家闸陶朱坝，除了看中便捷的水陆交通区位优势外，附近优质的劳力资源、丰沛的棉产原料和广阔的棉纱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动力纺纱厂需要较多的本地女工，特别是“机器纺纱布局司机者，一人掌管数机，须终日直立奔走，缠足者不能为也”，而“通州西北乡妇女皆天足，上工能远，做工能久立”；且“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唐家闸一带尤以种植优质“黑籽大陆棉”闻名，周边乡民皆以家庭手工织布为主要副业，通州土布被列为本地知名外销物产的前三位，远销南北各地。当时“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参织土布，每年消耗四十余万金”。在唐家闸设立纱厂，一来可充分吸纳“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并有着娴熟手工纺织技术的通州乡妇作为纱厂女工；二来可就近取用本地优质的棉花原料，减少运输费用；三来可依托兴盛的土布产业，就近销售机制棉纱。

据此，不少学者以大生纱厂定址唐闸，仅仅是因为天然条件——地利的选择，而忽略了张謇所举棉产、人力等种种优长，这是有所偏颇的。在张謇看来，大生择厂址于唐闸的一个更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如何有效避免城市工业化后形成工厂“正坐拥挤”现象，这无疑是富有战略眼光的抉择。这种超前的眼光必然地杜绝了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等城市病，尤其是基本确定了近代南通城市的发展格局，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巧妙融合。

二、改变封建教育脱离实际、坐而论道的陋习，强调人才对工业的实用性，达到了人与社会的和合

培养社会所需的实用人才，是张謇教育实践的显著特征，也是他对传统教育的重大突破。这种实用人才观源于张謇对教育与实业关系的深刻认识，是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真实体现。他认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正是由于实业与教育这种“至亲至密”的关系，因此他大力主张“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一语道明了实业教育的根本目的。为此，张謇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各类实业学校，用以培养实用型人才。张謇之所以把实业教育视为近代南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心所在，一方面固然缘于他“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念，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与他所办企业的人才需求相契合。特别是大生企业集团规模宏大，实业领域延伸到制盐、制油、酿酒、食品、蚕桑、治炼、水利、交通、航运、印刷、房产、银行、堆栈等各行各业，并有不断向外地扩展投资的趋势。在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的活动中，张謇切身领悟到具有科学知识、专业技能人才的匮乏所带来的不便，曾发出“执笔论事而悔读书之少，临事需人而悔储才之迟”的叹息，尖锐地指出：“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毋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因而对实业人才的培养可谓不遗余力。

早在通州师范学校建立之初，张謇就依校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从而为以后的分立、扩充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对人才需求的增加，其实业教育事业也随之不断发展，教育范围从工业而农业而商业，进而扩展到实业教育的各个层面，学校设置区域也由南通一偶而扩及苏、沪各地。实业、教育齐头并进，以实业关注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实业教育相映成辉，成为张謇经营南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为了促进纺织业的发展，张謇于民国初年创立了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全国纺织专业人才经由学校系统培养之先河；为了适应沿海农垦事业发展对农技人才的需求，他相继创办了农学堂，初、高等农业学校，农科大学；为了满足地方对医学专门人才的需要，他又兴建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所有这些，不仅使南通教育性质具有鲜明的实业色彩，而且产、学、研互相结合，为他的整个实业系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20年南通纺织学校先后共培养了技术人员800多人，成为各地纺织部门的主要骨干和技术人员，打破了纺织业技术数十年依赖于外国人的局面。张謇的教育实践，具备了近代教育实用性的特点，这在人才奇缺和学非所用依然十分严重的近代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张謇是近代史上使教育与实业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从而达到了人与社会有机和合的目的。

三、注重大众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强调文化事业对人的陶冶性，达到了人与自身的和合

张謇的社会思想中，在重视教育对启迪民智、提高素质重要作用的同时，文化事业陶冶民众心灵、移风易俗之功效也倍受张謇重视。例如博物苑和图书馆，张謇认为它们不仅搜集文物保护、收藏图书，并进一步延伸学校教育，可以“绍述祖训，恢弘儒术”，对名胜古迹以及乡土名人的纪念物他也加以修缮维护，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社会教化。同时，张謇认为以戏剧为主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促进社会文明和改良具有更直接的作用，他曾对梅兰芳说:“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供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而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的创建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它们推出了改良社会、教育民众为宗旨的新剧目，还实行了一套移风易俗的新式管理制度。学社与剧场相互呼应，为南通的社会生活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气息。

同时，张謇还注重生活环境对人们心灵的陶治、观念的影响，修建公园便是很好的方式：“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南通著名的五公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游乐设施，应有尽有，并且在各种陈列中精心地融入社会教育内容，人们在游乐中所体会到的教育感受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1914年，在南通城中心、旧州(县)府的谯楼前建造了一座高冠全城的钟楼。高大的西式钟楼刻意地建在旧城标志的谯楼前面，成为以张謇为代表新势力全面控制南通的标识。张謇为它题联“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通过钟楼这一建筑符号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随着城南模范路至桃坞路一线的开辟，张謇建造了以濠南别业、商会大厦、更俗剧场等为代表大批新式建筑，这些高大的外来形式的建筑，与南通旧城的低矮房屋，造成强烈的对比，张謇通过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南通市民心理，将人们从愚昧、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新市民，这无疑是和合文化的极高境界。

（作者单位：海门区委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