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向 共 和（续）  ——试论张謇思想演进过程/沈振元

走 向 共 和（续）

——试论张謇思想演进过程

□ 沈振元

2. 教育。教育与实业一样，是张謇救国泽民的重要抓手。他认为：“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职业、文学之母，而直接分利之事也。人民以实业辛苦所得之资，间接而供教育之用，将以成其子弟也。”他在教育方面下的功夫不亚于实业，并有诸多独到的建树。他说：“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敷施翕受，功用相须。”这段文字内涵丰富，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国与民的关系，国家的建立，必须得到百姓支持，如《史记》所云：“王者以民人为天”。这里的“天”，喻为至高的尊称，至唐代就把君与民比作舟与水，民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突出民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民与衣食的关系，百姓离不开衣食，如《史记》所云：“民人以食为天”。这里的天，指仰赖以为生存的东西。三是衣食与教育实业的关系。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父”“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父母，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它们的矛盾运动“敷施翕受，功用相须”，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的衣食之需。三层含意，层层推进，彰显实业教育对国家和民生的价值。

张謇办学成果丰硕，近代教育家无人与之比肩。创办之始，他以兄弟朋好办实业之“俸给红奖”办学，除地方各村镇公立私立之初高等小学240余所外，办专门学校有6所：男初级师范学校；女初级师范学校（附女工传习所）；甲乙种农业学校；甲乙种商业学校；纺织染学校；医学学校。以及学校的附属设施：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此后，他还办了南通大学等，形成了完整的办学体系。他在上海、南京、扬州也组织参与办了几所大学和中学。他认为：“国家前途，舍学子无望”，希望通过普及教育培养一批技能、知识、道德无缺憾的人材，服务社会。然而教育是“有始而无卒之事”，普及南通教育的大事业不可能由张謇一人承担。1922年6月，张謇在《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演说》中指出:“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初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实业未至人尽足以谋生，户尽不至乏食；教育未至乡里学龄儿童什七八有就学之所，儿童长成什五六有治生常识，未足云大效。謇方目计之，心营之，而年日以长，力日以薄，智能日以绌，未知观成之何日也。”可见他对办学情况有清醒的认识。

3. 慈善。慈善事业，是仁慈善良的事业，是直接施惠于弱势群体的事业。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必须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办慈善事业，不是为“积阴功”，也不是为“博虚誉”；张謇觉得“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这是肺腑之言。他为南通的慈善事业做了很多工作。“除旧有恤嫠（救济寡妇）、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

张謇先生试图在村落自治的框架下，通过实业、教育、慈善等一系列泽民行动，“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但这个“新世界”的“雏形”并未真正形成，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他是无力完成的。而在这一系列艰苦复杂的奋斗中，铸就了张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学习和弘扬。

五、走向共和，终止帝制

张謇由忠于满清王朝的士大夫走向共和，成为终止封建帝制的重要推手，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难能可贵的进步。然而，这种跨越和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是鼓吹推进君主立宪时期；（二）倡导“五族共和”，终止帝制时期。两个时期的分界线在宣统三年十月，这是张謇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拐点”，也是正式走向共和的起点。在其“日记”中有一段标志性的文字，即在九月三十日与十月一日之间加了两句话且用黑体字标出：“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啬翁年五十九”。暗示今年的十月不同于往常的十月，从十月一日起，他将告别过去，走向共和。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变，是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但暂时还“不足为外人道也”，仅暗示：五十九岁的张謇走向共和。

1. 在对比中探索变革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张謇在日记中称，“自丙戌后兴实业，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画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可见兴办实业，虽有成绩，但成效不理想。比时即拟东游考察。正好日本领事寄来邀请函，请张謇赴日参观博览会。张謇由此决定东游，考察日本的实业与教育。

到日本后，朋友嘉纳问其调查的宗旨，张謇回答：“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张謇的意图很明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求高、大、洋，而就低、小、土，学到的东西回国后就用得上。但是，考察“低、小、土”，所见所闻都是日本比较落后的方面，借鉴意义不大。考察结束时，他的思想观念变化不大，“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依然把政治交给君相，交给学校，没有认识到政治制度对实业的引领保证作用。而日本的发展和强大令他惊叹和艳羡。在参观札幌时，看到原是贫脊落后地方，“现在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宏敞整洁。工厂林立，廛市齐一，想见开拓人二十年心力”。尤使他感慨的是原籍山东日照的农民许士泰在日本成家立业，发家致富。这样的农民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但他们依然贫困。他在对比中似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札幌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人》：

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

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

东家负债广田原，西家倾家寿歌舞。

一家嗃嗃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

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

小诗言浅意深，通过东西两家的对比反映中日两国迥然不同的状况：东家（日本）“暴富贵”，西家（中国）“旧门户”；东家“广田原”，西家“寿歌舞”；中国由“龙”变成任人宰割的“鱼”；日本由“鼠”成了张牙舞爪的“虎”。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人们只见日俄两国的旗帜，他们掀风作浪。

不久，果然爆发日俄战争，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令张謇感慨不已。是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在对比中，他不仅看到了两国的差异，而且看到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专制统治。这确是个“重要的发现”。曾几何时，张謇视清政府为不可雕的“朽木”，无药可医的“必死之人”，现在找到了其病的症结，手中似乎有了可医的“药方”，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又促使他做起立宪救国的“美梦”。这是个重要转变。

2. 在失败后看到清廷必然灭亡的趋势

张謇东游回国后，对实业、教育、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光绪三十年二月，他撰写《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回敬那些攻击他搞实业的俗儒，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文章记述了“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的经过；论证了“舜无论耕渔之为农，陶与作器之为工，就时之为商”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若非舜之实业发达，亦未必人人归附如此”。中国人谈论圣人，必尊尧舜，舜是实业政治家，今天的士大夫为什么不去效仿舜，做个实业政治家呢？

是年三月，张謇便与张之洞、魏光焘等实力人物商讨立宪奏稿，然而立宪派内部思想很难统一，以至“七易其稿”仍未通过，之后“再酌前稿”“重酌前稿”，最后由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定稿，“至是十易矣”。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上奏朝廷。奏稿开头提出目标，“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未敢涉及时弊，不用“应当”，“急须”一类肯定性词语，仅用“拟请”二字，显得软弱无力。强调“朝廷变法自强，屡下明诏，凡百新政，未尝不渐次设施。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这是最要紧的一段话，提及政体的变革，但未提及变革的思路和办法，缺乏变革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是年九月，清廷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出国考察。次年回国，向朝廷密陈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慈禧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9.1）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前提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要“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可见清廷对立宪毫无诚意，采取“拖”的策略。

尽管如此，立宪派依然受到鼓舞，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12），江浙绅商学界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

当时，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早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8），孙中山和黄兴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通过了章程，选举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十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原来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宣传以共和代专制，用革命救中国，孙中山明确指出：“满清之政府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垂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④。

改良派则反对革命，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梁启超写《开明专制论》等文，其结论：与其革命，不如改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张謇等立宪派人士均反对革命，赞成立宪，他在《为设立预备立宪公会与郑孝胥等致民政部禀》中声称：“愚者千虑，皆谓非实行立宪无以救危亡。”但他们把立宪的希望寄托于朝廷，认为“立宪之恩命必出自宫廷，立宪之实力必望之政府，立宪之智识必责之人民”。立宪公会只是中国立宪国民的“前导”，把改革的主导权完全交给朝廷。同时，竭力反对革命，“近数月来，倡导之法渐可推行，并闻革命风声远近哄起，孝胥等愚昧，以为天下希望立宪之良民多于鼓吹革命之乱党，何啻千倍。但希望立宪者多和平，和平故隐没而不彰。鼓吹革命者多暴烈，暴烈故喧嚣而易动。流风所煽，世患方滋”。并向清廷献计献策，“利用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阴消少数革命之患气”。吹捧朝廷“孜孜求治，实行立宪之至意”。

然而，清廷对立宪毫无诚意，而且借立宪之名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集中到满族亲贵手中。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11）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六镇交出四镇，归满族亲贵控制的陆军部统率。次年八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录总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剥夺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但清廷对立宪一事迟迟没有行动，立宪派组织人马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8.27）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制官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这个“大纲”，暴露其专制独裁的本性。是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光绪、慈禧去世，年幼的宣统即位，清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列强在海牙开会，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张謇撰《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意见书”是对“大纲”的回应：“万世一系，有国家者之至愿也；永享太平，世世不见改玉改步之事，又人民之至情也。”专制政体，君上独负治乱安危之责任，现在列强欲瓜分中国，“祸至无日矣”，“愤叹之声雷动猋合”，有识之士，束手彷徨，“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内则皇帝年幼，“艰巨之责悉加于监国，政府俯仰委蛇，曾不闻有所设施”，有什么办法“使列强稍有所顾忌”？再看朝廷官吏，“平时百僚庶尹一切行政，阳为奉一人之命令，而阴窃其威福，一旦有事，则诿过于上而谢其责，而祸乃中于国家”。结论是“曰皇位神圣毋侵，曰万世一系。求之中国册籍，以为理论者有之耳，绝不见有此事实”。“今日国势犹处风雨危幕之下，波涛漏舟之中，只有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岂有拯溺救焚，而可以诿之程度不及，迁延观望，以待将来之理？”但清政府不为所动，张謇也不灰心丧气，从宣统二年（1910）起，组织发动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

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12），全国十六省的议员三十余人集中在上海，“合谋上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目的是“谋所以纾国家之难而称先帝明诏立宪，使人民参预政权之盛旨”。张謇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主张“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穷。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总之，这次请愿的目标是崇高的，态度是真诚而有礼的，意志是坚定的，湖南罗君、刘君宣示善化徐君断指请开国会的血书，“殷赤淋漓，众咸感泣”，却无法打动清廷的权贵。三次请愿的结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不允许再请愿。至宣统三年三月（1911.5）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大臣13人，满清贵族占9人，其中皇族占5人，人称“皇族内阁”，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不满和愤慨。满清王朝更加孤立。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宣告“希望绝矣”。立宪与共和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立宪包含许多共和的因素，如制订宪法，召开国会，建立内阁，都是削弱皇帝专制独裁的措施，西方的许多国家都是通过立宪，替代封建专制政府。张謇忠于光绪皇帝，但他明确否定“皇位神圣毋侵”、“万世一系”的神话、“改玉改步之事”是常见的事情，改朝换代是历史的必然。

3. 在革命的炮声中毅然走向共和

共和与专制是对立的，却在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爆发了奴隶和自由民起义，“乃流王于彘”。大家推举共和伯（姓共，名和，伯爵位）执政，直至周宣王立止。其间有十四年，人们称为“共和时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它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后人遂把定期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制度称为共和制。

就国家形态而言，现代国体有三种：即君主立宪制，议会总统制和总统制。张謇当年孜孜以求的君主立宪属于共和制。但没有成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清政府太顽固。二是忠君，张謇对光绪皇帝的“拔擢之知”念念不忘。康、梁推行的是欧洲模式属“虚君共和”，张謇对此持保留态度。他效仿的是日本模式，依然定于一尊，在“立宪奏稿”等文件中，强调“皇权永固”。光绪死后，张謇很悲痛，作《德宗景皇帝挽词》称“昊天号且泣，谁觉舜心悲”。“八载瀛台住，含辛为国屯”。因此有人说他是“保皇派”。三是排斥革命，他说：“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他明明知道清政府，“内而各部，外而各省，其筹备宪政，大率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观其报告，灿若春华；按其实际，渺如风影”。却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立宪，一而再，再而三组织请愿。甚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赶到苏州，《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企图以“剿抚兼施”之策对付革命，以“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笼络人心，显然不合事宜。

革命无疑是最有权威的东西，辛亥革命的炮声，使清王朝土崩瓦解，一个月内，全国独立之省达十四个。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惊醒了一大批人，张謇的思想立场为之大变：从前主张立宪，现在主张共和；从前尽力保皇，现在主张宣统逊位……他终于从旧营垒中走出来，向共和迈出坚定的一步。这似乎有些突然，其实不然。宣统以来，张謇与一些官吏僚友多次谈论国家存亡问题，宣统元年九月，张与浙江人士谈论请开国会事，浙某言：“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謇曰：“我辈在，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宣统三年正月，北洋属“以外债可借否”问张、汤、郑，郑孝胥曰：“必可借，不借不能兴中国。”汤寿潜曰：“必不可借，借则亡国。”张謇曰：“借自可，但当问用于何事，用以何法，用者何人。当则借，不当不借。”显然，张在“救亡图存”问题上比他的同僚想得更多、更深，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必然殚精竭虑。宣统三年九月（1911.11）他在《致内阁电》中称：“自武汉事起，即持非从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敉乱之议。一月以来，焦思殚虑，广邀时彦，博采舆评，征之国土民族，验之人心，核之中、西政治家之学说，审之各国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适宜，而知此次事变之来，适与理会。”“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民主共和最宜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有谁比张謇想得更多、更细、更深、更远呢？从客观形势论，张謇认为，“共和政体之成，已无可疑”（《致张绍曾函》）。“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与伍廷芳等致载沣电》）。“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致袁世凯电》）。因此，”潮流万派，毕趋共和”。可见走向共和是张謇审时度势之后的抉择，是张謇思想合乎逻辑的演进，也是顺应时代需要的壮举。走向共和，是张謇与清王朝决裂的重要标志，他剪掉了那根代表其身份的辫子，回绝了清政府的所有任命，谴责张勋复辟，反对袁世凯称帝，批评军伐混战。他赞成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共和观念，教育学生“须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他称赞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而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民国十二年（1923），他在《年谱自序》中断言：“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大势。勇敢地从旧营垒中走出来，走向共和，站到历史发展的正确方面，直到生命的终点。张謇先生追求的共和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对于经历了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一步，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我们应当以历史眼光，正确评价张謇走向共和这一“巨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页。

②《张謇全集》第2卷第69页。

③《张謇全集》第8卷第416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⑤《列宁全集》第29卷第442页。

（全文完）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