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两通张謇信札试解/赵  鹏

新见两通张謇信札试解

赵  鹏

近年张謇的信札频频出现于拍卖场上，并且也卖得颇火，这似乎能说明，乘着信札收藏热的东风，张謇也开始进入藏家的视野。张謇一生写的信无计其数，但绝大多数没有留底，因此，现在每在社会上新见张謇信札的实物，基本上都是《张謇全集》未能收录的佚文。这些佚文的发现，为深入地了解或研究张謇提供了新鲜的第一手材料。最近看到两通信札，所涉之事都与张謇创办事业相关，借此还能还原一些历史的细节，因结合考证，略加介绍下此。

一、致金子熙函

卖家名此信为《光绪状元实业家张謇致子熙》信札，谓为“两通三页”。细看内容，实际应为一通，其中正信两页，另一页为附言。现将此信照录于下：

子熙公祖尊兄大人阁下：鄂振收据，比由兰宾奉呈，其溢数已代筹讫，同是济人，不足论。通厂为保守本地利源，消息沿江商务，竭蹶两年，昨始告成。新宁拨公款五万，商局对拨四万，益以他处商股廿五万，正股已得。其新股七万五千（与盛太常合招十五万之半），方见端倪。新宁比电饬沈武两道、高知事分集，不知如何。鄙意兴通海之利，能即用通海之赀消息其间，则楚弓楚得，其利益固。石港向有公中闲款二万馀，闻系月息六厘，今厂乃八厘，于公不为无益。若较量措地安危，则厂合官商本五十万，或当胜于十万、八万之典，又当胜于一万、八千之铺，似无所用其踌躇也。诸仗荩筹，无任感荷。馀由立卿面述。厂章奉览，即请台安。治小弟期张謇顿首，九月望日。

公款如果拨入通厂，请一面禀知盐院，一面见复。当令商董请期照收，呈缴股票。弟亦当告知新宁。通厂有关大局，想公忠在抱，必能亮之。謇再顿首。

本信的主要内容还是一看可知的，张謇这是在为创办初期的大生纱厂劝募资金。至于具体的写信年份和收信者姓氏，通过信中透露的讯息也能考知。比如张謇署款前用着一个“期”字，说明当时他正处于“期服”的服丧时段。而大生纱厂创办初期，张謇所遭期丧，仅有光绪二十三年一遇，先是六月底他的从子亮祖病逝，接着八月底又闻三叔弃养之耗，照张謇的话是“百日之内，遭两期丧”。本信写于九月十五，正与此相合，并且还不可能是次年，因为那时他的期服就早已满了。信中的其他信息也可以为此佐证，比如屡屡提到的“新宁”，也就是刘坤一，这个时期他正在两江总督任上，张謇纱厂的筹资颇借其力。

至于收信者“子熙”，也有线索来锁定其人。首先是称谓上的“公祖”，说明此公对张謇来说，应该是位府道级别的地方官，而信中动员他投放的资金，又是存放在石港的闲积公款，并且信中提到与他直接联系者“兰宾”，恰恰是石港的乡绅施允升。以此来看，此公显然与石港有密切的关系，于是自然让人联想起设驻石港的两淮盐运使司通州分司。查相关文献，知道其时担任通州分司运判的是金兆槃。其人字子羲，浙江嘉兴人，监生出身，光绪二十二年以补用运判来石港任职，二十四年离任。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有云：“诣金子羲运判，说掘港振。得立卿讯，知堤外极贫之户三百馀家，与顾生慎夔之言合。得潘保之讯，议丰利灾振，盖民之颠连而无告也。闻一可以冀幸请命之地，群属之矣。运判、兰宾置酒。中夜解缆。”说的是他和施兰宾及金沙高立卿等与金氏筹办掘港、丰利盐场振灾之事，而立卿的名字也在本信中有见。并且此前一年末的日记尾纸，还录有张謇为此事写的《与金子羲分转》信稿。有意思的是张謇日记于本年六月三日还记有“与恽心丈讯，说金子熙鄂振五十番”一句。所谓“鄂振”，又与本信开头所说相合，这就更能说明金子熙就是金子羲，也就是金兆槃。至于张謇将其名写成“子羲”或同音的“子熙”，这似乎正说明他与金氏并不太熟稔，只闻其名而未能确定写法。

无论是本地掘港、丰利的振灾，还是信中说的远至湖北的“鄂振”，张謇与金氏谈的都是灾款。这是因为盐产是国家重要的利税之源，盐政管理机构都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公款积留，通常盐官都将此款存放于典当或商铺生利。张謇就是看上这笔款项的，先是动员振灾，这回则是劝其投放纱厂，并且除了以楚弓楚得为喻，还以利息高于寻常为说，可见其筹款情切，用心良苦。

信中说纱厂“竭蹶两年，昨始告成”，这话容易引起误读，因为纱厂正式办成开工，已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事，而此处所说实际是最初单纯的“商办”之路走不通后，改作“官商合办”的形式刚刚谈成。

此外，信中所提及的“新宁比电饬沈武两道、高知事分集”之事也值得注意。此事其实是刘坤一受张謇的催促向下属行文，劝其抽出闲置公款来投助纱厂。这从张謇和刘坤一来往的其他函件里也可以看到，如刘坤一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致张季直殿撰》函就有“沈、武、高三处，亦遵台命分途电商”之语，甚至为此还说：“仆不善理财，无论公私，从不向人告贷，今为我公牵率至此，但期于事有济，亦不以仰乞为嫌。沪上二万有无把握，桂道当不食言，弟则无能为力也。”话说得如此无奈，也见他帮助张謇筹款是尽了大力的。

然而这事对于刘坤一来说只能是劝集，不便以行政命令，投款与否的决定权还在具体单位，所出资金也能作为商股，与官股不涉。其时纱厂连影子都没有，这种集资势必观望者多，所以到了次年张刘通信里还在说此。如刘坤一于三月初五日就有《复张季直》信说：“手教领悉。大生厂事，时刻在怀，唯望即日告成，于官民均有裨益。无奈值此山穷水尽，以致集款为难。上年函劝各关，竟无一应，贲获顾如是耶？得毋拔山扛鼎而不能自举其身？以此解嘲可耳。徐分司及沈、武两道处，昨已分途电催。江都转性执，不满于弟，现在认缴股票，并捐春赈冬赈，得以藉词搪塞，容缓图之。”而张謇于同月二十七日回信还在问“不知徐分司及沈、武两道所许能否践约”，甚至着急地说到：“商董所集畸零，无能肩此剧任，中夜旁皇，忧心如捣。惟有恳请明公念为山不止一篑之功，撞钟但恃寸筳之力，催令徐分司、沈武两道等勉可措集，至少须五万金，必于闰月汇解到厂，至迟不可逾四月十五日，盖各工价付款之期也。”

各信所涉及的劝集对象，徐分司即担任两淮盐运使司海州分司运判的广东香山人徐星槎（绍垣），另外那“沈、武两道”以及又多出来的一个“高知事”却颇难确认其人。观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云：“至杭州招股，无效。总督属苏松、常镇、芜湖、九江四关道各督销局，海州分司助募厂股，亦无效。唯正阳关督销沈爱苍（瑜庆）、海州分司徐星槎（绍垣）投资二万耳，他人不募而訾其非。”由此看来，“沈武两道”中的沈姓就是这位沈瑜庆了。自光绪二十二年起，沈氏便以江苏试用道的身份被刘坤一派在正阳关任皖北督销局监督。另一个武姓道员尚未能知其名字身份。至于还有一位“高知事”，则极有可能是通州分司属下的金沙场委知事高嵩。张謇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六日的日记里有“晤高知事嵩”的记载，可能就是为了劝股之事。至于劝集之事成或未成，可惜大生纱厂最初的股东名册已失，无从得知了。

关于本信还可以记一笔的，是张謇写信所用的自制信纸。这是一种 “张”字晋砖砚笺纸，其主图钩摹着砖侧的张字铭字，还于一旁附刻为此而作的笺铭：“吾家砖，吾家砚。仲甫（应昌）用之文词炼，叔未（廷济）铭之书迹擅，受之（辛）刻之铁笔健，千秋一字时相见。勒以为笺季子謇，续十四言以其便。”砖字为“张”，将砖改作砚用的是文学家张应昌，书铭其上的是书法家张廷济，而刻砚者又是以刻石著名的张辛，这三位都是清中后期的名家。而现在又由张謇将此做成笺纸，其事全与张家有关，成为张姓的艺坛佳话。

张謇笺铭那“续十四字”初看不太好理解，及查阅张应昌的《寄庵杂著》，这才知道最初张应昌为此砚作过砚铭，其文云：“张氏造，张氏铭，张氏藏。张氏永宝用用无疆，堂堂乎张也。”而其叔父张廷济也为此作铭，所作者正是张謇笺铭的前六句。张謇只是在此后面添补了十四字的两句而已。虽然四分之三的句子是别人的，但终究是张謇足成，所以也可以看成《张謇全集》之外的佚文了。

二、致徐积馀函

这通信札总共三页，将收信人确认为大名“乃昌”的安徽南陵人徐积馀，是因为《张謇全集》里已收录了给他的多通信札，并且用的都是同本信一样穿靴戴帽式的称呼。

本信所写的年份也不难知晓，因为它用的是通州师范学校五周年纪念运动会的特制笺纸，这运动会召开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一日，写信的八月七日就是此年。其时徐氏正以江苏试用道的身份，受两江总督端方委派在仪征任淮盐总栈督办，南通的盐产也属他的管辖范围，故张謇把他当地方官看，称其为“公祖”。至于次年，因为三月份张謇夫人徐氏病逝，八月份就在丧期，写信照例要在署名前加上一个“期”字。本信没有这个“期”字，故不可能是次年的事。

收信人和写信时间可以确定，但看到信中所说的内容，则不免有些发懵。先还是把信的全文录于下：

积馀大公祖仁兄大人大鉴：闻公有赴引之说，陶帅肯听公行否？下走极愿公之多留数年也。辛苦待之，安知不都转使耶？改良盐，鄂销情形迄不能得，现王翰甫世兄去，或可得其底蕴。援例请运鄂自销咨文，承教备上，乞即商之天水（是否可行，祈随时见告），即能行，费事已不少，不行则受亏殊巨。何怪中国人皆习于老成持重，事事守旧为安。大生股东会二日而竟，赖此明心迹而轻担荷。报南田五年四万二千馀圆矣，止买得谣言一场、党魁二字耳。公谓可以数语释之，何其浅测此公也。敬请大安。议案不日奉上。弟謇顿首。八月七日。

信一开头所说的就不得确知，但还可以猜。所谓“赴引”指的是因被引荐而赴京听候诠选，大概张謇听到徐积馀受谁荐举而有赴京之说，推测此事端方（陶帅）也不肯放行，而自己更是极不希望他因此离开江苏，这才有“辛苦待之，安知不都转使耶”的挽留语，认为徐氏留在江苏，定会获得两淮都转运使实授的。

接下就是谈“改良盐”往湖北的销售的事。“改良盐”这个词并不习见，它的出现却和张謇有直接关系。清代末年，张謇针对盐业的积弊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因触及盐官、盐商的利益而受到抵制，只能部分在自己办的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试行。其中改传统煎制法而用日本釜煎、松江板晒等新法生产出的食盐，就叫作“改良盐”。新法生产的盐质虽优，但成本相应也高，然而由于销售受制于官商，首先就被压低盐价，其次是号称运往湖北试销，却整年不告知销售结果。更有甚者，还发现运盐者从中舞弊，私自盗卖，然后再用掺杂草灰的劣质盐替代。此事弄得张謇甚为恼火，除向两江总督报告外，还决定将新法之盐的盐包上特地印上“吕四改良盐”五字，以为标志。改良盐一名，即由此而生。

张謇在本信中说王翰甫去湖北打探底蕴，就是因为盐官有意不通报市场情形。王翰甫的身份尚不能知，但可以推知他不是官方派往的，因为张謇对他能否打探清楚也不敢肯定。接着提及的“援例请运鄂自销”的咨文，也是想直接介入销售，以摆脱原来的受制。尽管张謇也清楚这种做法即便能执行也很费事，但还是考虑到不这样吃的亏要更大。他请徐积馀将此咨文拿去与“天水”商量，以候回复。“天水”是赵姓的郡望，这里是借指徐积馀的顶头上司、两淮都转盐运使赵滨彦。张謇要在盐的销售环节上截断官商的财路，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也引发了次年他与赵氏的讼争。所好张謇能得利用总督端方的关系，最终赢得南通一带食盐的销售权，此为后话。其实，张謇与赵滨彦一开始还是颇友好的，赵滨彦父亲赵景贤因殉太平天国难而得国谥“忠节”，张謇曾应赵滨彦之请题其父临危所书的手迹，无奈后来涉及利益，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信的最后一段“报南田”云云，最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及至读到《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三十三年的一段记载，这才恍然“南田”乃是借清代大画家恽南田的姓，来暗指武进人恽祖祁。这段记载云：“七月，大生第一厂第一次股东会。武进恽祖祁曾自辛丑迄丙午助集厂股十万余，开车后获利，余分所得红利三成之半报之，六年凡三万八千二百余元。二厂始兴，恽为分任集股四人之一，至是欲专任二厂，而股东不可，常州股东持之尤烈。乃秘股东异议之书，而潜为调停。恽疑余不为力，则举厂细故结厂细人为讆言，嗾所稔股东开会。公司有股东会，例也，微恽讦亦当开。比会终，一切披露，人始寤焉。”记文里所写报答恽氏的数目和信中不一致，这应是统计不同所致，而张謇借开股东会揭露事实，表明心迹，记文和信正好相合。

恽祖祁字莘耘，亦作心耘，曾以道员在江西、福建等地任职。张謇与他曾有比较亲密的来往，日记里往往写着“心丈”、“莘老”之类的尊称。大生纱厂创办时，恽氏的大额投股成为一大助力，所以张謇也心怀感激，厂办成后，每年还分自己所得红奖的一半作为额外追赠。恽氏不参与工厂管理，按理只应拿股息，不该取红利，故沈敬夫等其他四位厂董不得理解，经张謇解释，后改由张謇和四董共同抽自己的红利相赠。及至看到大生纱厂创办获利，恽祖祁又与张謇、王清穆、刘厚生四人联合发起创办分厂，但就在分厂将成时，他却意图独揽厂权。此举受到股东的反对，尤其是来自其家乡方面的不满，张謇为了息事宁人，隐忍调停，最终说成发起四人轮年经理厂事。尽管如此，恽氏却不满足，以为张謇软弱可欺，于是拉拢一些小人造谣攻击，张謇信中的“谣言一场、党魁二字”就是指的此事。好在纱厂第一届股东会召开，恽氏的面目终究暴露于众人之前。

大生纱厂第一届股东会召开于本年七月下旬，看会议记录，恽祖祁当时还与股东们有所交锋。而会刚结束，纱厂就有信致沪帐房，特别转告张詧的吩咐“恽氏若来付款，尤不可付与分文”，可见这关系已闹得很僵。接着八月初举办的分厂股东会，恽氏就缺了席。此前，张謇为了把事办得完满，免生意见，曾请恽祖祁的儿子恽禹九作为该厂银钱所的经董。乃因禹九在淮北供差，不能驻厂，则改任为查帐员，规定每年两次来厂查帐。及至股东会前催禹九先来查帐，则推托有病初愈不能来，请其荐人作为代表，也说心中无人。大概是前事披露后，觉得再参与也不宜，这父子就准备撤出了。

本是携着手来创办纱厂，无奈各人心思判然不同，张謇的襟抱知道的人多，可以不赘，恽氏本意则更多地是当作一次投资，故一到关键处这矛盾就表现出来。发生冲突后，徐积馀似乎愿意出来作些调解，张謇信中“何其浅测此公也”，是谓其人不简单，徐积馀小看了他。张謇另有一信致徐，也提及恽氏，谓“南田终不可解释，久必连天水。听之而已，顾全不了许多”。这大概是预计恽祖祁会与赵滨彦连手，并且还劝服不了，这算是看透其人了。

                              （作者单位：南通张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