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村落主义”与近代乡村建设运动/黄志良

张謇的“村落主义”与近代乡村建设运动

黄志良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清未民初，一些士绅为寻求中国前途命运，探索振兴农村之路，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张謇在南通和垦区实施“村落主义”，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树立了榜样，是该时期乡村建设的杰出代表。

一、张謇的“村落主义”思想

张謇在1906年《请拨给捐款补助通州中学公呈》中提及“地方自治”一词：“今国家方宏普及教育之仁，父老亦将有地方自治之望。”[8]张謇自有了“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在动力后，经营活动也从“自发”阶段，从点到线到面到立体化经营的发展演变过程。张謇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9]张謇提及的这三个年份分别为1895、1901、1907年，说明他从事南通自治事业主要内容及实施先后次序。张謇原本打算在1922年举办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中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末有成，而时不可再。”[10]从该文来看，张謇经营南通地方自治，当在1897年创办的大生纱厂，正式签订合同动工兴建之时；1901年为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为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大生集团。张謇推行的“地方自治”是从经济文化入手而非政治军事入手来推进区域自治和现代化建设， “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 [11]。到晚年张謇常将“地方自治”与“村落主义”相提并论。借以自嘲和自慰，他自嘲的是只能经营一地，而不能把自已的理想主义的地方自治模式推向更广的地区，以至全国。尽管如此，他毕竟可以左右一方，化理想为现实，这又是张謇苦中作乐，聊以自慰的。

张謇“村落主义”（ “地方自治”）的主要思想是：

1.“村落主义”的政治依据是“民治”

1908年，清廷顺应民意，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将地方自治列为预备立宪必办之事， 1909年1月，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强调“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 [12]张謇利用这一机遇， 1908年10月通州地方自治会成立，按照《天津县自治章程》拟具草案，呈准施行。议事会议员30人，董事会会员9人，选举张謇为议事会议长，知州琦珊为董事会会长。“并推定户籍、财务、工务、警务各课员7人，其陆续筹办之事实，除内部开办各件外，如测绘局、法政讲习所、自治研究所、宣讲练习所、调查户口事务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办理咨议局调查选举，筹办市乡会选举，县会选举，均先后办有成绩可考”。[13]

民国始建，张謇多次强调“民治”最适宜中国。他指出：“政治有官治，有法治，有民治。官治非共和立宪所宜，法治亦非吾国近世所能几及，民治亦法治之一，即自治也。”[14]张謇主张“民治”的目的，无非是在政府无力承担发展地方事务的条件下，渴望政府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士绅建设地方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全面推进地方建设事业。

1920年，张謇在《苏社开幕宣言》中说：“江苏襟江带海，地处冲要，民国以来，常呈不巩固之险象，推究原因，实系只知治标不知治本。故治标而标日变，则治必穷。惟知治本者，标变而本不为所动，无有不治之理。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5]地方自治可使民安居乐业，振奋民众精神，促进经济发展。

2.“村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实业”

近代工商业者普遍认为，所谓“实业”即农工商等生产和经营性事业的总称。比较而言，张謇所认同的实业的内涵更为宽泛。他在《论记舜为实业政治家》中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围塞。太史公知之。其《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四者民所衣食之原’。”[16]张謇认为，举凡厚民生者，即其所从事的诸事都属于实业的范畴，而农工商等生产和经营性事业不过是实业中的主体。张謇还认为：“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 [17]而“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借。”[18]张謇认为，先有教育，实业和慈善之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把“地方自治”落到实处。为此，张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是将中国传统的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转化为以工业为本的社会。同时，也充分地意识到，对农业的重视丝毫不能放松，中国的农业不仅担负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的责任，而且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不因此而有明显的变化。他真诚地希望中国农业在充分吸收西方近代先进技术之后能够获得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正基于这种认识，随着通海垦牧公司的成立与发展，张謇把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打开了一个口子，揭开了学习西方先进农业，走集体经营、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先进的农业科技之路。

张謇经营地方事业，“实业如农、如垦、如盐、如工、如商之物品陈列，教育如初高小学、如男女师范、如农商纺织医、如中学、如女工、如蚕桑、如盲哑、如幼稚园之成绩展览及联合运动，慈善如育婴、如养老、如贫民工场游民习艺，如残废、如济良、如栖流之事实披露，公益如水利所建各堤闸、涵洞、河渠、桥梁，如交通所辟县乡干支各道之建设现状”[19]。张氏家属及亲友所创办的实业，工业有大生纱厂等30个，分布在南通市、海门、启东、宿迁、镇江、上海等地；金融商贸29个，分布在南通、上海等地；交通运输14个，分布在苏北、上海；盐垦公司31个；各类学校430多所，分布在南通、海门、南京、上海及盐垦公司；水利工程遍及现南通市全境和盐城市204国道以东地区。

3.“村落主义”的关键措施是“治人”

1901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即明文规定“劝之事”和“戒之事”，鼓励读书，严惩各种社会恶习。认为“读书识字人少，容易闹事，读书识字人多，容易兴家”[20]。1909年，张謇指出：“垦牧为地方实业之一端，亦即为地方自治之一部。”“欲预备自治，必自其地其人始。欲自治其地其人，必自治治其地其人之人始。”治人包括两个层面，被管理者和管理者，对招来之佃，“谋其治法有五：一曰改良其性质；二曰革除其习惯；三曰督课其田功；四曰扩充其实业；五曰普及其教育。”可以增益垦地，扩张农业。对管理者而言，“治人”即要求他们“知法律”。“夫未预备自治以前数千年来，人人在专制政体之下，办地方公事者，于法律小有出入，犹得称之曰贤。今值预备之时期，不明公法，无以成立自治之机关；不讲民法，无以组织自治之团体；不研究诉讼法，社会何以得安宁；不陶治习惯性，风俗何以臻良善。”主张在垦牧公司“设区裁判所一，以理民事讼狱之纷，其有关于刑事，非裁判所应干涉者，分送州厅处治。”[21]1911年，他遵照《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海复镇设立自治公所，编练丁壮，保卫治安，稍后把这支武装改整为保安警察。尔后在其他大型垦植公司推广，打击海盗土匪，确保人民安居乐业。1920年，张謇又指出：“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为吾人之自助。舍此，吾未见能自治。”他决心从“一人、一家、一村、一镇皆吾人自治之籍”[22]。培养能够力行自治的新人。张謇还探索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启民众。他特别提出，“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主张实施戏剧的革新。“订旧从改正脚本始，启新从养成艺员始。”[23]张謇的“治人”措施虽始于垦牧公司，但其原则所体现的普遍性，足以鲜明地反映张謇的中心思想,“‘治人’已经触及到改造国民性的深层次的问题”。

二、近代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19世纪末，农村的经济调敞和贫困落后的悲惨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实践方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据统计，“到1934年，全国乡村建设的团体达600余个，这些团体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余处”。“这些乡村建设单位和团体，其背景、性质、成份都比较复杂，有官办的、有民办的、有半官半民办的、有学校办的、有的甚至是个人办的；有的是政治机关、有的是学术团体、有的是私人团体。而从其经费来源看，有全靠官方资助的；有部份靠官方资助的，部分靠自筹的；有到国外募捐的；有完全靠自己出资的”[24]。而最具代表性的为，除张謇在南通实践“村落主义”外，还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河北定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山东邹平，卢作孚领导的北碚防局于嘉陵江三峡地区。

1.米氏家族与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米氏家族是河北定县翟城村一个名门望族，米鉴之在乡试不中的情况下，也不要其子米迪刚再参加科举考试，两人于1904年决定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开始推行“村治”。“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邪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的，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社级社区的机构（特别是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25]

在米氏家族成功的基础上，教育家晏阳初（1893~1990年）于1926年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员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他要“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以提高农民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他们“认真进行了社会调查，扫除文盲，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26]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但在1937年战争抗日爆发，中断了他们的实验。晏阳初又在卢作孚的帮助下，于1939年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继续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2.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学校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1893~1988年），还是中国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1928年，他到广东开始实践他的“乡治”主张， 1931年，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等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研究院的工作分为研究、实验、训练三大项。即“对于中国建设问题、中国文化改造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中国整个政治问题，都想加以研究”，“第二项就是训练工作，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第三项就是实验工作”。实验区的工作也有“地方行政改革的实验”、“地方自治”和“社会改进”三大项。乡村地方治安保卫组织的建立，梁邹美棉合伯社引进美国脱字棉获得成协，促使农民有组织地解决自己的问题。[27]

3.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峡防局

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卢作孚（1893~1952年），也是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卢作孚在实践中“明白了要办好教育，不能靠仰人鼻息，而要有充分的经济实力”。“峡区煤炭资源丰富”，办实业应从交通着手，而发展内河航运则是当时一桩投资少，见效快，于国于民皆急需的事业”。于是他在1925年10月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到上海购船后于1926年7月“民生”轮正式开航于合川至重庆的嘉陵江航线。[28]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被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任命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局局长，该地属于“四不管”地区，“地势险峻，交通闭塞，贫穷落后，这里盗匪猖獗，老百姓深受其害。”[29]卢作孚作为峡防局局长，主要职责是清剿土匪，维护一方治安。他借此难得的机会，来实现乡村建设的宏愿。他从清剿匪患，整顿治安入手，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卢作孚把采煤业作为峡区第一重要的产业来开发，并提出改进管理和生产技术的建议。为加速煤碳运输，主持修建北川铁路，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的思想是逐步提高的。1930年1月所写《乡村建设》一文中，强调“乡村建设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然后当他通过乡村建设实践之后，特别是1930年6月出川到华东，华北，东北参观考察之后，思想意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从教育为重点改为以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为重点，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就为其乡村建设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建设蓝图。卢作孚作为一个实业家来主持一地的地方建设，以民生公司的实力支持乡村建设，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方针，从而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巨大成就”。 [30]

卢作孚对中国西部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在抗战初期，他作为交通部常务处长，临危不惧，亲自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在40天内将滞留在宜昌的几万中国各界的精英和10万吨机器设备（几乎包括了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和大部分的轻工工业的机器设备），安全转移到四川，很快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构成抗战初期中国工业的命脉。同时有30多家采矿，纺织，化工，建材，印刷等企业迁入峡区，[31]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和一些学校的兴建又促成了峡区工业大发展，为峡区乡村建设顺利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张謇的“村落主义”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比较

通过对张謇的“村落主义”和近代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两条都十分重视。一是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张謇认为：“察知强国必先智其民。智民必先普其学，普学以初等小学为最亟。”[32]据统计，他一生在南通及海门两县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还在苏北沿海垦区办了小学、中学 56所，在东台办了母里师范。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要改造中国，必先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33]。晏阳初和卢作孚也把农村教育放在首位。二是强调要发展生产。张謇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方针，将南通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晏阳初对农业的改良推广不遗余力，分为试验、繁植、推广三步，试验工作由平教会进行，繁殖种子由县农场负责，推广事务由合作社办理，仅波支猪的推广全县每年增益40余万元[34]。梁漱溟于1932年在邹平县成立梁邹美棉合作社，引进脱字美棉，与本地棉相比，亩产花从35斤提高到45斤，售价从38元提高到46元。到1935年普及全县[35]。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矿资源，由人工改为机器开采，筑铁路运煤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张謇的“村落主义”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1.建设的范围不同

张謇建设的南通县有2100多平方公里，人口120万人，还惠及如皋、海门、苏北沿海垦区。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办的440所“平民学校”中，直接管理的仅为20所，拥有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41]梁漱溟得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颇大授权管理的邹平县总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是一个比较小的县，有16万人口，三四百村庄。”[42]卢作孚的北碚峡防局管理范围为39个乡镇100平方公里，人口1.6万人。[43]因此张謇要考虑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比其他三人要复杂得多。

2.资金的来源不同

张謇以大生集团公司为后盾，“益营盐垦、水利、交通、公益慈善诸事，综计积年经费所耗，达百数十万，皆以謇兄弟实业所入济之，岁丰则扩其范围，值歉则保其现状，不足又举债以益之，俟有赢羡而偿其矣。[44]到1925年20余年间，在教育、慈善（医院、残废院、栖流所）公益（气象台、博物苑）事项，“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詧）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元。”[45]累计约银洋280-290万元巨。卢作孚也是以民生实业股份公司为后盾，大力发展实业，创建成功了一个现代化的北碚城。而晏阳初和梁漱溟的经费靠政府支持和国外募捐的。        

3.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同

晏阳初和梁漱溟留给我们的是论著的精神遗产；而张謇和卢作孚是中国近代既成就一番事业，又有系统著述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经济思想家，留给我们既有物质成果又有精神遗产。

1933年，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召开第十八次年会，总干事杨允中在会上说：“峡区各项事业，经作孚先生之苦心经营，迄今可谓成功。江苏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设故是完备，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相比），视之比南通更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物质上建设尤为长久。”[46]当年张謇和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远不如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人搞乡村建设实验备受社会广泛关注，在这方面的名气也没有他们那么大，甚至直到今天研究清未民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也往往忽略他俩。但本人认为，张謇完全可以称为近代最早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8][9][10][4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1》第22-23、121、430-431、523、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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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8》第1011、565-566、5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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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6][17][18][45][4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4》第39、460-461、82、439、125、573、4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1][14][2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第364、697、7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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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5》第218、37-38、484-4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3》第80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4][26][28][29][30][31][33][40][43][46]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第52-53、57-58、12-13、14、76-108、221-222、58、11-12、14、343-344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25][41][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第352、353-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重印。

[27][4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010-1022、47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32]张謇：《张詧、张謇建设长乐镇公立初等小学呈》第123页，《张謇研究年刊》，2015年。

[34][35][38]饶涤生等：《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概观》第6、16-17、12-13页，正报丛书之二，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36][37][39]刘重来：《“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的不同命运》，《卢作孚研究》，第27、38—39、 37-38页，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