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惺相惜/徐翔

亦师亦友惺相惜

——谈谈张、徐两家的真挚情谊

徐  翔

海门常乐张、徐两家是世交，几代人互敬互爱，过从甚密，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使后人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徐家与张家的交谊始于我的高祖徐云锦和张彭年（张謇之父）。徐云锦（1815-1892），字石渔，恩贡生，是一位颇受社会各界尊敬的教师。他七岁丧父，家境贫寒，为母分忧，十五岁废学。十六岁，母命其下田劳作，盛夏偕佣锄棉，被烈日晒得“背胛尽赤”，不堪其苦。于是要求读书，未能如愿。从此开始一边种田，一边自学的耕读生活。张謇对他这段生活作如下描述：“孤贫奉母，力田致养。恒时辍耒，研劭典籍。幕灯晦读，而烟淄于帷；带经饷耕，而曦忘以笠”。反映他条件艰苦，好学不倦。第二年，他收邻里五六孩童，开始教授弟子，以所得酬薪补为家用。他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学写应试文章，但无人评品，不知优劣。于是，“走试于书院”，受到书院领导赞扬而备受鼓舞，学习更加用功，至二十九岁考中秀才。而此时，他“六经皆可背诵，手录汉唐旧注，密行细字累数寸”。足见其学习之勤勉，学养之深厚。又四年而“廪于庠”，又六年“贡太学”，授候选职教谕。可见，徐云锦是一位刻苦自学成才的教师。他不慕名利，不愿做官，潜心教育事业，教育业绩优异，因而深受学生爱戴和社会各界的敬重。江淮才子周家禄称之为“海门大师”。

（一)

张謇出生于富裕农民兼小商的家庭，其父张彭年“强立好义，天性绝人”。他自憾“幼贫不能竟读书，则益务并力于农而督謇兄弟读书力田”。他赏识徐云锦在贫困中自学成材。他教育孩子“举里徐先生之学行，谓当师事”，认为从海门全境看，徐云锦先生的学问和品行，应当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张謇十六岁考中秀才，张彭年带着儿子到徐云锦家拜师求学。之后，张謇无论在西亭读书，还是海门求学，都“问业于徐先生”，甚至在吴长庆幕府工作，每次回家，总要向先生“请益”。张謇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偶尔也流露出动摇和退缩的情绪，赵彭渊对此则“谆谆慰勉，勿染名士气”。徐云锦抓住“苗头”与他谈话，讲到自己少时贫，且耕且读，壮役于授徒养亲，不能多读书，未能“专精成一家言”。虽想“追偶古人”，可时机已过，虽十分勤奋，却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他讲得很动情，“叹息良久”，深深打动了张謇的心，他“瞿瞿焉而思，栗栗而惧”，石师已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同治十三年（1874）冬，张謇为石师写联“大儿文举，小儿德祖；古事仲舒，今事崔琳。”上联赞美徐氏兄弟，大儿子已在科场“文举”，小儿子孚吉当时仅六岁，但已懂得礼仪，继承祖德。下联赞美老师，如古代的董仲舒，董是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家，向汉武帝建议“推崇儒术，抑黜百家”。崔琳，字元圃，进士，是清代著名的政治人物。

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四，徐云锦病卒。张謇闻讯“即往省视”，称其生平“和厚介洁，为一乡之望”，“老成凋谢，可胜慨然”。二月四日，张彭年命张謇作石师挽联：“高居却聘,笃老传经,伟兹海澨耆英,有子七人能继美;种树书成,看花约在,愁绝草堂风雨,先春三日为招魂。”上联高度评价徐公“高居却聘，笃老传经”的美德和贡献，他是高高屹立在黄海之滨的“耆英”。下联抒发了对徐公辞世的哀伤。本来两位老人约好等到春暖花开时，相聚看花饮酒。可是徐公在立春前三日病卒，使张彭年格外悲伤。反映两位老人之间真挚的情谊。二月七日，张謇为石渔作墓志，高度评价徐公的一生，称其：“学道而不大夫，穷经而不著书。聩然大顺于里闾,而渊乎为宗于其徒”。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初九，张謇“同人公送走孝懿徐先生乡谥匾”，张謇对这位恩师可谓尽心尽礼了。

（二）

张謇与徐氏兄弟的关系非常融洽，而“尤爱元尹”。元尹，即徐孚吉，字元尹，号少石。他比张謇小十五岁，张謇把他当作小弟弟，元尹视张为兄长，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张謇与徐孚吉的友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两个才子之间的君子之交。他们志同道合，惺惺相惜，这是一种至真至爱的高尚情怀。他们之间的友情因才而兴，以才而深。张謇十八岁时与二十五岁的周家禄结为兄弟，当时张只是个秀才，而周已“以文采声名踔越州乡”的优行贡生。周家禄作《与张树人育才（张謇）订交喜赋》：“我年二十五，长汝裁七龄。赧颜为汝兄，倾倒不在形。秋风吹敝裘，顾我长眉青。读书眼如炬，快论新发硎。四始有妙义，故训久沉冥”。他们订交不顾地位之高下，不问年龄之大小，而注重“才”，“读书眼如炬，快论新发硎。”反映张謇异常聪颖的气质，他们订交的目的是“相期为鸾凤，振彩耀明廷”，希望两人都能成“鸾凤”，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张謇与徐孚吉因年龄相差较大，未见其订交之赋，但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少石夙慧，“操笔试为文辞，都无常语，而举止如成人，謇爱异之”。 而少石认为，“季直知名海内，多蓄异书，其才无不可。”（徐孚吉《常乐里宅记》）。他不仅视之为兄长而且视之为老师，视之为心中的偶像。他说“孚吉十岁从父读书，父始名之而未有字也。十六岁时与同里张季直先生游，先生字之曰元尹”（徐孚吉《更字说》）。他以张謇为榜样，谦虚谨慎，勤勉好学。1894年，42岁的张謇大魁天下，扬名四海；27岁的徐孚吉考中举人，蜚声科场，成为海门踵张謇而起的又一颗耀眼新星。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张謇修庙事成，徐元尹为文昌阁提联：“魁天下士，为闾里荣，木有本兮水有源，比于前修，遗诏应新偃王庙；援北斗杓，挹东海浆，社祭土而稷祭谷，锡之秩祜，人文合盛郑公乡”。张謇认为上联“切文昌神张姓”，按道家的说法，文曲星是张良，对联明写张良，暗写张謇。下联“切海门”评对联“殊工切”。他吟味题联后想“元尹何妨稍有遗议也”，他以为元尹会在下联抒发自己的感慨，可是元尹没有借题抒怀，而是借赞美张謇“魁天下士，为闾里荣”，隐含自己的报负。1904年，少石参加会试，卒于开封，应试未捷身先逝，给人留下无限的悲痛和深深的惋惜。民国十四年（1925）正月，垂暮之年的张謇撰《徐征君并子少石孝廉遗著序》，念师友之真情，怅师友之零落，赞师友之才德，惜大才之未展。

1．美其文。张謇高度评价少石诗文：“少石之文，大抵一出于古，不绳削而合，不瑑琢而工，举足千里，自成馨逸。诗不多作，作亦有渊源，无畦町，旨远而义达，气隽而声永，比于建安七子，殆王仲宣之流亚也。海门先辈，惟黄先生旭工诗，而文不逮，晚出独周君家禄。少石踵起，骖而雁行，骎骎欲度其前焉。”这段文字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赞扬其文，他古文功底深厚，伏首几案二十年，读经，读史，学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之文，所以，他的文章“大抵一出于古”。他写作态度严谨，认为“士之为文辞也，亦必有道矣。绳墨乎六经，而不绳墨于有司；规矩乎孔孟，而不规矩于时俗之见。是为得其道，是为成乎文而无病者也”（徐孚吉《送徐文荫乡试序》）。因此，他们的文章，不用“绳削”而合乎法度，不用“瑑琢”就臻于完美，传得很远而芳香远播。二是赞赏其诗，少石喜欢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的诗词，下苦功学习，所以诗作不多，渊源很深，没有框框，自然流畅，旨趣高远，义理通达，气韵优美，乐声悠久。他是一个可以与“建安七子”中王仲宣（王粲）比肩的人物。三是赞誉其才，黄旭是个“穿穴经史百家之书”的前辈，大儒李联琇对他的诗评价很高，称其“追杜律而深通选理，嶙峋隐秀，真想在襟，要非时俗号称能诗者之所及”。周家禄是后起之秀，张謇称他“才敏事理，应若有余；遇感同赋，稿辄先脱”的才子，其“文或屈郁纵宕而尽其旨，或妍丽博赡而振其华”。其诗“若春条之杨花，谷泉送响，风日会美而林壑俱深，其殆有会丝竹之音者多也”。徐孚吉能接踵而起，与黄、周并驾齐驱，并有迅速超越之势，可见其才非同一般。

2．馨其德。徐云锦的道德学问一向为人称颂，对其后人亦影响深远。他们自我要求都非常严格。据“民国海门图志”载，徐氏父子均有著作，如徐云锦有《易义辑录》《书义辑录》《前后汉书菁华》《寸草庐省身录》《寸草庐文集》《寸草庐诗集》等，徐孚吉对《尔雅》《毛诗》研究精深，著有《尔雅诂（二卷）》《元尹诗录》《元尹文录》等。可是，张謇从元尹之子人寿处所得的遗著“乃不能逾一握”。这是为什么呢？张謇先生的解释，“盖先生尝自憾不能骛精一艺而不欲留，而以所窥窾之涂奥启少石，少石以之孟晋锐入，跻高缒深，歉已成者犹未足拟于古，而以为不足留，而遗而存者乃不能逾一握”。这段文字，看似要说明徐氏父子留下的著作少的原因，而实际上反映徐氏父子严格的自我要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们极高的道德境界。徐公常常用能让人看得到的途径，以隐晦的方式启发诱导少石；少石则心领神会，勉力求进，锐意深入，登高缒深，使学业大进，但自我要求太高，与其父一样，认为自己的著作还不能与古人比肩，不值得保留下来。这对后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是难以消弭的悲哀。但我们读一下少石的《爱身说》，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那颗金子般的心。少石认为，“爱身”的本质就是“迁善改过”。并明确的指出，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盖未有不遗得丧，忘寝食，穷日夜以从事者”，显示其刻苦自律不计名利的品格。他还认为，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立绝壁，临深渊”的危机感，这样“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必久而后可”。为此，他“庶几于孔子之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孟子之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董子之所谓‘强勉学问，强勉行道’。否则进锐退速亦非所以爱身。而吾又虑其不能久也，书于此，朝为视，夕为思，庶以持于久也。”如此高远的志向，如此严格的修炼，才会有异于常人的行动。

3．惜其才。元尹确实是个才子，他16岁入厅庠，24岁为副贡，27岁中举人，在科举这条路上，他已经超越了黄旭和周家禄；他上升的速度亦超过了张謇；他酷爱诗文，又旁通理数舆地之学，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可惜37岁时应礼部试，卒于开封。这使张謇扼腕痛心，“使假以年,鼓其旭历之气，造于精能之域,驾轻御良,绝纼而奔,岂夫謇之驽钝蹇僿所能望其后尘哉！”。张謇认为，如果假以时日，鼓动其旭日初升般的朝气，把他放到能充分发挥其才智的地方加以深造，那么，他就如驾着轻舟，御着良马，快速前进，像挣脱了缰绳的骏马，向前飞奔。到那时，我与他相比，显得才短力薄，像一匹驽马被甩在后面，只能望其后尘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底，张謇还慨叹：“元尹真清才，竟其所至而永其年，一归熙甫也，为之三叹。”意谓这位操行纯洁的才子本可以成为归有光一类的人物，却过早的离世，实在令人痛惜。

（三）

张，徐两家的交往，是师友之间的真诚互动和情感交流。打开张謇的《柳西草堂日记》，就会发现提及石师和少石的就有数十次之多。从拜师求学到问字请益，从“煮茗候师”到“竟日长谈”，从节日问候到要事商议，……  “日记”真实地记录着两家交往的情景，展示了两家人之间的真挚友情，现在读来依旧亲切感人，令人神往。

张、徐两家各有自己的家风和立身处世之道。张彭年“节约自厉，攻苦食淡”，反对奢华，认为“人非俭不能保其清”。他待人以诚，有恩必报。张謇承其家风，“勤俭循之”，“勿妄与人接”，与人交往，以礼相待，“遇富贵人不患无礼，而患无体；遇贫贱人不患无恩，而患无礼”。强调“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体，行己以端庄清静见操执”。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闻誉当如闻毁，则学进；闻毁当如闻誉,则进德”。晚年，张謇“掇古诫子语”以成《家诫》，希望子孙传承家风，“进德而继业”。张謇把徐氏家风概括为“和厚介洁”，意谓谦和，宽厚，耿介，廉洁。这是由徐公云锦身体力行铸就的家风。他是个淡泊名利不愿做官的征君，“行修业崇”潜心教育的名师，“孤贫奉母，力田致养”的孝子，“和不浑流，贞不绝俗”的宿儒。“和厚介洁”是先贤立身行己的真实写照。至先贤孚吉在进德修业过程中更注重修身，把“迁善改过”作为座右铭。再至人寿，其文不如先贤，其德继承了先贤的遗风。张謇称赏他“行己耿介简素，而尤笃于孝顺其嫠母”。由此可见，张、徐两家交往历数代而不衰，其根本原因，两家都有很好的家风，两家人都有很高尚的操守。

在回顾张徐两家交谊往事以后，作为徐氏后裔自然感到荣耀和自豪。但它已成为历史，它不能成为后人骄傲的资本。然而，它使我们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继承家风，好好做人，不做有辱先人之事。先贤已在我们的面前树立了标杆，我们必须以先贤的道德标准，严格自律，做个有道德的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更重要的是先贤使我们的心里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动力，“强勉学问，强勉行道”，以“光其先业”。张謇在《徐征君并子少石孝廉遗著序》的结尾处说了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子孙之于世业，顾亦其文质之原本何如，而绵而延者或各有在，宁必同同耶？”他告诫张、徐两家的子孙，他们的“世业”如何，固然与他们的文采质里有关，但他们传承先人事业的方式和途径是各不相同，也不必要求他们相同。他要求子孙必须读书，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至于如何“绵”如何“延”先贤的事业，可以各尽其才，各显神通。这为吾辈自身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徐孚吉曾孙）

附：本文得到沈振元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