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七次沙龙纪实——张謇是不是政治家

张謇是不是政治家

——海门市张謇研究会2015年第七次沙龙纪实

研究张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海冂市张謇研究会2015年的两项重点工作之一（另一项是组织论文参加第六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以来的学术沙龙从研讨新发现的《朝鲜善后六策》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围绕“张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而展开的专题研讨七次。第七次的研讨主题是“张謇是不是政治家”。

本次学术沙龙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沈振元主持。高广丰、周至硕、赵云生、顾云华、周张菊、徐晓石、徐俊杰、施耀平、徐慎庠、黄志良等参加了研讨。

黄志良事前收集了大量资料，写了一个长达两万八千字的发言稿。他的发言从张謇初登政治舞台、创立中国近代社会最早的改革纲要、推动建立共和国体、创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法规体系四个方面论述了张謇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黄志良认为，张謇在光绪五年（1879）的《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和壬午平乱之后所写的《朝鲜善后六策》，已经初显出他是具有战略眼光、军事才华和过人胆识，不畏权势的政治家。黄志良认为，张謇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张之洞撰拟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杰作《变法平议》是中国近代社会最早的变封建制为资本主义的改革纲要。张謇从军事、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构建了改革的基本框架，并详尽地提出了改革措施。黄志良认为，甲午战争之后，张謇作为立宪派领袖，与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目标，即力图革除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把中国的政府制度推向现代化。最后，导致清朝覆亡的是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革命力量、这是主力；第二种力量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第三种力量是各省汉族督抚。张謇在清末每一次重大的改良和立宪活动中，不仅提出过系统的主张，而且参与和领导过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并在辛亥革命前后转向同情和支持共和革命，促使南北议和，中华民国建立。革命派与立宪派既有对立，又有统一。革命派与立宪派都代表资产阶级立场，因而是统一的，但在是否保留皇帝的问题是对立的。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紧密，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封建朝廷之间又是对立的。随着形势的展，清统治者日益站到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对立面，这个共同点终于使它们走到一起。张謇领导的立宪运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出了重大贡献。1913年10月至1915年4月，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了涉及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法律法规条件40余种，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法制体系。正是由于张謇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能够快速而较为顺利地开展起来，一系列的经济法规得以制定颁布，从而创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法律法规体系。黄志良说，张謇在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中，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所以张謇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

施耀平认为，张謇办成大生纱厂后，在官、商、士三界声望日隆。他被推上关键位置，参与了上海的三大政治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但是张謇算不上政治家。他是以名士的身份参与东南互保与南北和议，以绅商代表的身份领导立宪运动，他属于民间人士、民意代表，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民国诞生后，张謇做官了是不是就成为政治家了？他在孙中山临时政府担任实业总长两个月就辞职了。他在袁世凯政府当农商总长两年的政绩，饱含着张謇的政治理念；但是当袁世凯大搞复辟称帝，张謇便辞职了，这些新政通通夭折。张謇面对袁世凯的反动倒退，不能像孙中山奋起抗争，发动二次革命。他以退却表达抗议，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这说明张謇不具备政治家的魄力。从张謇一生的经历看，他不象袁世凯、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甚至不相信“政治主张要靠获取政治权力来推行”。他很清高，一生有过多次辞官，特别是袁世凯两次邀请他组织名流内阁，对于这种能实施他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以袁世凯人品卑鄙而拒绝。可是后来又接受了袁政府农商总长的职位，接着又以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而辞职。我们在赞赏张謇气节的同时，觉得他常以在野之身从事政治活动，其影响力就小得多。位不高，权不重，难以成为政治家。进入北洋军阀时代，张謇逐渐淡出政治，致力于南通现代化城市建设。虽然这也是他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但他完全以乡绅的身份做这件事，财力和影响力都有限。别说影响全国，就是在江苏也没有推广开来。张謇全国性的影响，就是高中状元；其次是领导立宪运动，发动到十六省议员赴京请愿，立宪运动最终短命失败。再其次是两年农商总长，一是时间短，二是国家动荡，新政难以推向全国，影响力也很有限。张謇一生确实有他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比如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中，体会到国家要不受人欺负，必须要自强；而国强首先国富，国富要优先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必须创办实业，办近代实业需要大量各类人才；人才依靠办新式学校来培养。一百多年前的张謇，根据“养不教，父之过”的儒训，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强国路子。其眼光与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的邓小平理论是吻合的。张謇作为社会活动家以个人的力量在局部地区施行，邓小平以大政治家气魄、用国家力量，把它作为基本国策在全国长期实施。这就是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把“政治家”定义为“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多指国家的领导人物”。国学大师黎锦熙在1936年主编的《汉语词典》里说，“政治家，称富有政治学识及政治经验之专家”。对照前一条，张謇不是国家领导人；第二条强调要是专家，张謇主要从事实业和教育，不专门从事政治。施耀平最后把张謇定位为:清末民初爱国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家。

周至硕认为，一般地说，政治家是指那些长期在政治实践中脱颖而出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政党和国家两道权力并对之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从政治家的一般定义衡量，张謇并非掌握政党和国家两道权力的领导人。从政治家的基本特征看，一是一定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张謇可谓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二是掌握重要政治权力，张謇虽然当过几个月的民国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当过近两年的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但都并未掌握重要政治权力；三是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张謇任农商总长时，厘定了一系列的实业法令，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十分积极作用，但并非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四是政治系统的协调者、组织者，张謇曾参与很多政治活动，但远未达到这个层面。因此，称张謇为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政治）活动家比较合适。

徐慎庠基本同意“张謇是政治家”的提法。他着重讲了三点：第一，“名”与“实”。称政治家，首先要名实相副。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称得上政治家的，一定要“在管理众人的事”上有突出成就。张謇有一系列政治主张，并亲身参加政治活动，有一定的成效，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位”与“政”。人们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謇有许多切合时政的名篇，有用自己名义的，也有为人代拟的。历史往往嘲弄有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位”，即没有获得名分，“政”归属于幕主而不是幕僚。1908年，袁世凯曾请许宝衡代拟“宪法纲要说帖”，并于8月14日上呈清廷。清廷于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很明显，与袁世凯的说帖有关，1911年袁世凯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但一般都不知道他的说帖是许宝衡写的。这说明“位”与“政”的密不可分。第三，“纵”与“横”。历史须纵向观，横向较。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确有过人之处，“地方自治”“村落主义”以及东南互保、南北议和、预备立宪等成就为世人瞩目，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为世人所推崇，他有一批追随者，他一生的成就必富有哲理，且被绝大多数人认同并继续改革创新，从而将“名”落到实处，名至实归。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所谓“政治家”的名衔仍旧回到“名”与“实”的关系。

沈振元认为，政治家应当是具有政治抱负、政治见识、政治才能，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对国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否当大宫，不是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官，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沈振元用张謇的许多诗句证明张謇从小就有儒家的“入世”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他列举张謇的一系列观点证明了张謇富于政见。如在《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1879年）《代吴长庆拟陈中俄战和两策疏》（1880年）以及对救亡图强中真知灼见；在东南互保中的“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之其实不足以存也”两句话厘清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名与实的关系，指出东南互保关乎国家存亡；1903年所说的“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之权”，说明张謇对政、业、学的认识，高出于一般士大夫；在《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1904年）中，“冒缙绅先生之所不韪”而为之，违背封建伦理，强调实业的价值，而这个观点则符合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张謇致力的实业、教育在“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下进行，就赋予了政治的内涵。沈振元认为，尽管张謇在不同场合说了不愿做官、不问政治的话，但这些话大多是牢骚，他其实是积极参政的，至少可以列举出11件大事加以证明。而张謇在积极参政的过程中，表现出出众的政治才干，如壬午平乱中“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在甲午战争期间被翁同龢称为“霸才”“奇才”；策动东南互保，洞察世事，深谋远虑；领导立宪运动，目标明确，思路清晰，组织严密；南通自治，显示了全面的治国理政才能。沈振元回顾了张謇策划和促成东南互保所具有间接支持政府、牵制帝国主义入侵的重大意义；领导立宪运动对于普及立宪精神、推进立宪步伐、揭穿贵族骗局、加速清王朝灭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顺应共和潮流、参与南北议和的幕后协调、担任北京政府公职进行经济立法及他的《实业政治宣言书》，为建立共和体制，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了贡献；他创办实业、教育，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他苦心经营南通，企图影响全国的目标未能实现，但推动了南通的发展，泽披后世。沈振元说，章开沅先生认为，张謇是个“感动中国”的人物。这些都说明张謇的政治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张謇应当可以称为政治家。

徐俊杰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资料的掌握一定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不能总停留在手头几本会议论文集上。关于张謇是不是政治家，到电脑上用“张謇”“政治家”两个关键词搜索一下，显示的结果有五十多个，剔除其中大量的普通文章和非专业论文，可以找到相对专业的研究人士所作的文章，如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周逸萍发表于《兰台世界》的《清朝政治家张謇的勤政廉政思想研究》一文，她在标题中就直接给张謇挂上了“政治家”的头衔。我们还可以见到谢俊美的几篇文章，他是张謇研究的著名学者，更能说明问题：第一篇是《张謇人才立国思想探微》，认为“张謇是一位有理想抱负又能躬行实践的爱国政治家”；第二篇是《张謇的历史定位及思想遗产》，明确指出“将张謇定位在儒商、实业家、教育家是远远不够的，张謇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参与了近代中国诸多重大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以实业经世、实业救国的政治家”；第三篇《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中说，“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所有）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意义）。”这几篇文章说明，我们如果再进行关于张謇是不是政治家或参与政治活动的相关研究，最起码要站在谢俊美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才有可能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更有效度。

高广丰认为，称张謇是政治家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说张謇是实业家、教育家，是说他“做了什么”，说他是政治家，就说清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再从张謇“怎样做”看，也跟一般的实业家、教育家不同，所以他自己就借“论舜为实业政治家”，自认为也在做舜一样的事，而且他全方位地建设一个“新世界”，他等于是自己认为是个实业政治家。还有，他直接参与甚至领导了全国性的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政治活动，他做立宪派的领袖，是统一党的四理事之一、又参与组建共和党，在民国政府任职。过去很多人对政治家的认识有偏差，受“官本位”影响，把政治家看得比其他什么家都高；还有就是几十年间，政治的变化很大，认为弄不好会犯政治错误。政治家是否一定要有个什么职务，这里有个“名”和“实”的问题，有的是有其名无其实，有的却是无其备而有其实。政治家是否一定要有权力，也有一个权力和权威的问题，有的靠权力运作政治，有的则凭权威运作政治，在野党领导人没有权力，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政治家。章开沅先生在《张謇全集》的序言中说“‘张殿撰’的大手笔不仅表现于八股文章，而且也表现于实业、教育与政治”，值得注意的是“实业、教育与政治”三者的并立。我们也应注意到《张謇全集》的后记一开头便说，“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其实，是否给张謇冠以政治家的头衔并不重要，也没有哪个权威机构或哪个权威学者能够决定张謇是不是政治家。我们对张謇是不是政治家，可以各自表述，关键在于言之有据。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对于张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研究，也不应忽视对于张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宣传。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