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和张謇思想的飞跃/黄建栋

　　　　甲午战争和张謇思想的飞跃

　　　　　黄建栋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94年是甲午年，张謇41岁。那一年，他第五次进京应试，在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中，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开始进入政界。此时，他有了能够接触清王朝上层的机会，有了一些话语权。这一年，他关注甲午战争，向上陈述自己的见解，但未能得到重视。这一年，他亲眼目睹了清王朝北洋水师的战败，感受了丧权辱国的痛楚。这一切的一切给了张謇巨大的震撼。他和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一样，开始痛定思痛，寻找、探索中国的出路。这一年开始，张謇的思想有了巨大的飞跃，在以后的20多年里，以自己特有的思路，观察中国现状，以自己特有的脚步，走兴办教育、开办实业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甲午战争促成张謇思想的飞跃

张謇有和日本侵略者直接抗衡的经验，早在1882 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赴朝担任幕僚，为吴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对日强硬政策，显示出在紧急事变中镇静应对和周密办事的良好素质。那时张謇就感觉到，日本不但对朝鲜半岛野心勃勃，而且对中国的野心蓄谋已久、昭然若揭。

1894年6月到9月，朝鲜局势日趋紧张，张謇多次与翁同龢书信往来，讨论对日的对策。建议加强战备，启用湘系和刘永福等将领，做好防备。他还于7月23日会访翁同龢，一起共商对策。

他在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闻中国兵东渡，为日突击，坏二船。”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他撰写《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认为俄、日两国对朝鲜和中国威胁最大，但“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提出援护朝鲜八项对策[1]。8月18日，张謇又访问翁同龢，建议拨慈禧60寿辰庆典款项申购铁甲兵船，派舰船支援叶志超军，加强渤海防务，以防日军偷袭京、津地区[2]。

甲午年八月后，战事节节败退，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 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3]。但清政府对此置之不理。黄海之战受挫，日军侵略蔓延的中国东北边界，而慈禧60寿辰仍然歌舞升平、挥金如土。张謇痛心疾首。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4月30日张謇获知条约的内容，深受刺激，逐条抄录在日记中，惊呼：“合约十款，几罄中国制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曾经会奏两江总督张之洞，对推迟换约寄予希望。

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险恶，从政无法改变当日之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弃官回乡，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通过甲午战争这个深刻的、血淋淋的事实，张謇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思想有了飞跃。在这一时期，他梳理了日本甲午战争侵华的全过程，分析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性，在脑海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救国发展方向，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核心强国理念，其爱国主义精神上升到了新的境界、新的高度。在以后的30多年里，他竭尽全力、呕心沥血为实现这个强国目标鞠躬尽瘁。

二、从封建官僚绅士转变为近代实干家实业家

张謇回家乡守孝，离开政治，远离官场，但他脑中没有停止思考、分析《马

关条约》对中国的危害。马关条约中国赔款日本白银两亿三千万两，这个数字是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倍，高得令他吃惊。更为甚者，条约规定准许外商在中国内地设工厂，这让张謇深感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沽……日人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 他大声疾呼：“此次和约，其各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正如张謇所预见，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疯狂之极，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以棉纱比例最大。1894年——1898年洋纱平均每年从华北四通商口输入315278担，从长江中上游七通商口输入21195担，分别占华北、华中两大市场的93.7%和86.4%[4]。这也是为什么张謇甲午战争后首选办大生纺织厂作为救国实业突破口的原因。

张謇以自己的行动开始对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全力投身实业救国。1898

年,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动工兴建,1899年建成投产。该厂后称大生一厂。1903年开设大生二厂，1907年投产。1915年增设布厂，同时在海门筹设第三厂。1921年又设立大生副厂。不久改称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

以一个中国实业家之力，率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作出榜样，同外国列强拼

杀抗衡，这就是大魁天下的张謇。他起草的大生纱厂《厂约》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道理：“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通州）产之棉，力耕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于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下走（我）寸心不死，……今厂工已毕，纱机已开，凡我共事之人，既各任一事以专责成。”[5]

从此以后，张謇在20年间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

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当时的中国体制不定、制度缺失，前途茫茫无着，张謇却在南通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医疗和慈善体系，南通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在甲午战争后通过办企业的实践中逐渐从封建官僚绅士转变成为近代实干家实业家

三、从封建科举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新兴知识分子

张謇是封建科举制度造就的士大夫，从16岁录取生员起，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均未中试。33岁，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声名渐著，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至1894年41岁的时候，才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自1868年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张状元虽然是科举考试的产物，但他通过观察、学习，实践，他和同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一样，把眼光投向世界，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挨打的原因，寻找中国国富民强的出路。强国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各类专业人才，需要兴办形式学堂。1895年他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广开学堂”。1897年他进一步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律例、公法、格致、植物、农、商、医、化、重、电、光、汽之学”。

此时，张謇首先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力主“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

张謇办教育，是欲雪国耻，即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雪耻，实现他的强国梦。他指出：“人皆知外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他大声疾呼：“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在大生纱厂初步获得利润之后，他毅然将个人的薪酬，拿出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之后，张謇说：“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诸君以为可耻否乎！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6]

从创立师范学校作为起点，张謇创建和参与创建了各类大中小学校370多所。他的教育实践，纵贯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横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所办学校之多，成效之卓著，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甲午战争后张謇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实业和教育，希望此举在全国得到响应，挽救中国。

此时的张謇已经在办学的实践中从封建科举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新兴知识分子 。

四、摒弃狭隘民族主义考察日本,具有政治家眼光

张謇的思想经过上述两大转变后，思想又有了一个更大的飞跃。他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已经开始具有政治家的眼光。甲午战争之后，他一方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有清醒的认识，对其有刻骨仇恨；另一方面，他已经树立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文明”的观念，清楚贫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努力学习西方迅速崛起颇为倾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其实张謇早就关注、崇尚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早在1895

年，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学习日本，向海外多派游历人员。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第8年，即1903年，张謇亲自赴日本考察。在无数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到日本学习的大潮之中，张謇显然是一个先驱者。

张謇去日本考察70多天,除多次参观大阪博览会外,还对日本的政治、经济、

教育、文化、社会事业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写下了数万字的日记。日本方面对张謇一行的考察多有报道。张謇一共参观了35个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他把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这是他从实际出发，寻求与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相近的强国经验，他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取长补短，他是一个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不会好高骛远，不求浮华新奇，无心猎奇探幽。他思考的焦点是：小小的日本为何一跃成为东亚头等强国，中国为何变得落后挨打。

张謇考察日本不忘国耻，在参观《马关条约》签订之处春帆楼后作诗：“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告诫东游的中国人不忘国耻，不能忘记发动甲午战争、不忘的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忘记清朝政府官吏卖国求和的罪行，警示国人奋起强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张謇对日本的访问促使他的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他感慨万千，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管辖范围)则倍之矣。一则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

张謇赴日本考察回国后，把自己在日本访问期间的《东游日记》编辑付印，用于推动中国实业、教育的发展，对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强国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謇认为政治、教育和实业三者是有密切联系的：“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就中国国情而言，“救亡图存，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仅仅者矣”，这些都是极为精辟的感受。

张謇一生中与日本这个国家打了40多年的交道，最早是1882年在朝鲜担任吴长庆幕僚，最后一次是1922年3月在家乡南通，那一年他已经70岁。日本宇治舰从长江口进入，未经允许停泊在天生港，日本海军官兵上岸胡作非为，张謇亲自向舰长抗议，制止挑衅，并义正词严直书日本外务省，进行强烈谴责，表现了他对日本的憎恨，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诉，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是近代中国政治的转折点，也是张謇思想实现飞跃的一个转折点。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3]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1卷第22页,第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翁同龢日记

[4]严中平:《中国纺织稿史》第145页, 1955年。

[5]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大生纱厂《厂约》。

[6]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8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张謇：《东游纪行二十六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