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后啬公访日的历史价值/徐慎庠

甲午殇后啬公访日的历史价值

——解读张謇《癸卯东游日记》

徐慎庠

甲午战败，给中华大地，给四万万同胞带来巨大的伤痛。对于日本,没有人不憎恶其“小”，是谓日本仅是一个岛国；也没有不切齿地嗤之为“鬼子”，乃日本兵制造了不可胜数的恶行。甲午殇后，法西斯的魔爪依然笼罩，但是，一些士大夫还有少数达官贵人出行东游。到如今，能够留下数十篇东游日记，大体记录了日本国土当时的多种社会状况。被誉为“南开校父”的严修，曾于1902年和1904年两次“东游”，撰有两册《东游日记》。与啬公在“博爱丸”邂逅同行的蒋黼（1866-1911）专门考察日本的西式教育，有《东游日记》刊刻面世。我们无法将上述两位的日记与啬公的《癸卯东游日记》作一番比较。但是，从啬公记录的具体的人和事，不仅可供“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时隔百余年仍有其历史价值。而作为现今研究张謇，就现实的中日关系给予我们许多深刻的思考。

慎思熟虑  决意东游

啬公《柳西草堂日记》有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1902年10月20日）记曰：“观挚老《东游丛录》。”挚老即散文家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啬公称他为老师，这册《东游丛录》是吴老在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奏明朝廷考察日本教育的手稿。啬公殆受其启发，意欲考察日本实业教育的现状，未料“不胜谗谤之众”。不久即得悉日本大阪举办第五届劝业博览会，请江南高等学堂总办徐乃昌（1869-1943）联系。于二十九年正月，江宁日本领事天野恭太野办成博览会一封邀请函。啬公接函筹备出行，当然更加有人反对。徐乃昌是啬公多年的好友，也是好友刘世珩（1875-1926）的姐夫，曾受朝廷委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所以对啬公“东游”全力支持，办成对方的邀请函。原本啬公“自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此时即拟东游考虑考察。”没有什么“迟疑不决”，而是慎思熟虑，决意东游。四月一日南通师范学校开校典礼举行之后，于十五日“定东游考察农工及市町村小学校之计。”

1903年5月22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啬公在上海与叔兄及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诸友话别。当晚，沈曾植约郑孝胥同登“博爱丸”，郑重送行。啬公东瀛之旅备受知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参观考察 交替进行

与啬公同行的还有浙江三门章亮元（1876-1959）等4人。大阪博览会分农林、机械、工业、水产、教育、美术、动物、通运8馆，一馆之中又分若干个门类，另列参考馆，展示其他国家的物品。日本举办第一次博览会是在明治十年（1877），以“官办民间农工实业”为宗旨。1895年第四次博览会，日本国内先从府、县、郡设小会，所以此次参会物品亦经精选陈列。充分展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果，算得上国力强盛的缩影。

5月28日，啬公进场馆参观，有“良工不示人以朴之道”的评价，就是说博览会大都是原始自然质朴的精品，符合老子之道所称“无名之朴”。他特别注意到中国的展品，仅江、鄂、湘、齐、蜀、闽六省参展，“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后一句话的意思说，由于展品少，场馆有相当空余的地方。啬公感慨地认为，就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

啬公素以“求真知”为思维习惯，奉“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八进八出博览会专馆便是此次“东游”鲜明的特点。深入探讨、广泛接触，围绕主旨，欲尽观之。闰五月二十八日（7月22日），啬公与蒋黼、孙实甫到水产馆专考盐产，这是他第8次进展馆，离回国计划日程仅一星期。看到有5家盐场有盐品和模型，独味野村有盐品而无模型，产生必到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强烈愿望，在买好船票，行李已登“弘济丸”的情势下，竟顺便先行走访改良盐釜人井上惣兵卫和铸釜人尾上久三郎，因为这两家没有参展，但引起啬公兴趣，在现场仔细察看、询问、记录，抑或提出问题，如盐工的班次，单位产量、产值，配制比例，温度等。第三天（7月25日）啬公“早五时登车，十时至仓敷，易乘人力车，三十里至味野村。”访盐场主野崎武吉郎，察看盐田，咨询引潮、渍卤、制盐的详细情况。原来野崎武家族来头不小，其先祖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实业家。啬公考察正是殖垦95甲新式盐田，是布袋盐业发展的上升期。啬公看到“塘角有测候所”即气象站，“有釜百”即镇宅的家族标记，“盖商之雄者，故（上一代野崎武左卫门）为贵族院议员。”据称野崎武吉郎于1905年以布袋盐发展到台湾，直至2001年废晒，这是后话。此访野崎武在啬公临别前意欲坚留，“至其迨暇堂别业小饮，索书”，归途遇大雨，“至松永町，宿松鹤楼旅馆，夜分十一时已。”整个过程读后，感到啬公不辞辛劳，勤奋治学的精神令人敬佩。

媒体爆料  广泛关注

五月四日，啬公与蒋黼走访《朝日新闻》的西村时彦（1865-1924），他介绍同事小池信美，能通华语，可以翻译交谈。西村向啬公介绍报社的规模、发行量及记者在各大国包括中国各城市的分布，以有排版、印刷等情况。甚至谈及新闻社长村山、上野两人的性格长处，言论风采，相同之处乃“皆以报社致富”。西村是汉学家，尤精楚辞，采集收藏有关《楚辞》书籍资料百余种，撰著《楚辞王注考异》等四种。

端午日，西村、小池邀啬公与蒋黼参观大阪市小学创立三十年纪念会。会场在大阪城南陆军练军场，学童集合4万人。当时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西村告诉啬公：“（此乃）三十年之成效也。”当时参观者的中国人只有啬公和蒋黼二人。有汉学老儒藤泽南岳（1843-1920）差其子元造来，专门为来自中国的客人作学校的导观。啬公虽然衣履尽湿，仍饶有兴致地参观全校。其间，韩日新闻画师山内愚仙（1866-1927）为啬公用铅笔画了小像（速写）“顷刻而成，行登诸报端云。”日本新闻媒体称啬公为“日本通”。《韩日新闻》抢先爆料：“张氏之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观光者也。”舆论一出，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实业的有关单位，普遍予以关注。

得知啬公至东瀛访问，嘉纳治五郎即派人来联系，安排日程接待，原来其岳父竹添光鸿（1842-1917）任朝鲜公使时，与啬公有交往，算来有20年之久。竹添氏日本肥后（今熊本县）人，从学于本郡藩儒本下华村，明治维新后出任外交官，朝鲜甲申事变负咎去职，回日本居滨海别业著书自娱。1833年6月2日啬公曾为他写叙，并知道他著有《栈云峡雨日记诗草》，“其《孟子》论文尤精通博辩”，啬公集《后汉书》《北史》句“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九州以外，正自有人。”相赠。如今故友重会，啬公慨曰：“岁月骎骎，已二十年……而国势反复，殆如麻姑三见东海为桑田矣，可胜慨矣。”由于国势反复，世事变化巨大，故友的交谊感到异常压抑，善良的异国朋友，慨叹不能如往日畅叙，内心有无可名状的期盼。

访许士泰  论幸不幸

啬公访日第10天，专注于博览会农村馆，对于北海道开垦的详细介绍最感兴趣，知道伊达邦成（1841-1904）黑田清隆（1840-1900）致力于北海道开发最为有名，前者是德川家族的一位男爵（死后被供奉于北海道开拓神社），后者是日本第二任首相，曾以开拓使名义在山东烟台招募10名中国农民，因此，啬公决意到北海道走一遭。只是访日的头绪太多，有许多事容不得自己主动。就在接受竹添的邀请交谈之后，还约定与其婿嘉纳访过北海道回来详谈。

啬公访日第42天早8时启行至上野，乘“二等汽车”，直到晚8时才到青森，第二天午饭后乘“肥后丸”，过津轻海峡，下午5时至函馆，受到华裔潘荻洲等招待，认识有“燕翅大王”之称的甬商张尊三（1845-1918）。晚10时乘“萨摩丸”，第三天凌晨4时到室兰，10时改乘汽车，下午2时到札幌。啬公下车伊始极望无际的黄壤，估量“开垦此土，更得三百万人，二十年庶几无旷土欤。”

许士泰是唯一扎根于札幌郡丘珠村的山东日照农民。他吃苦耐劳，精勤耕作，自光绪元年被招募始二十八年如一日，在80余顷的田间劳作，成为北海道最初开拓的中国农民。公卿出身的第三任首相三条实美（1837-1891）及北海道长官，以其“应募艰辛，励精农业，十年如一日”奏达天皇（其奏章在三条实美任期内），明治三十五年（1902），由兴农产会会长、总裁先后赏银杯及白桃绶名誉章。啬公专访面对面，许士泰“状桠拙，口呐呐，操日本语而山东音，自言山东语不尽能记忆。来时家人父母，有兄弟5人，近15年不通音问矣。”啬公赞曰：“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业者，真人才也。”啬公不虚此行，能见到许士泰这样一个憨厚且老实巴交的农民，心目中他的形象高大，得到充分尊重。他感慨系之：“在中国人中，若许士泰何限，十百千百倍于许士泰亦何限。其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当其一詈而一嘲，十百千百倍于许士泰者也，抑闻闽粤之人佣工经商于南洋诸岛者，以数十百万计，问闽粤有司有可稽之籍否？一许士泰又宁足论其幸不幸哉？”其言如泣如诉，饱含血泪，值得沉思。

教育强国  更应坚定

啬公东游历经20多个大小城市、参观了35处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诚如张绪武先生在《我的祖父张謇》一书中所说：“祖父的考察日程十分紧张，坚持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进行比较和分析。”说得不错，大凡一位伟大的践行者也是伟大的思想者。

啬公东瀛第一站即长崎私立鹤鸣女子学校，经过全面视察和咨询，感到“日人治国若治圃”，联想到老子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本教育将治理校圃如同治理国家，所以啬公评曰：“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是此，啬公参观学校欲罢不能，从小学到大学，从民办到公立、幼儿园、医学校，各种职业学校，仔仔细细，不厌其烦地参观考察，他还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咨询，从课本教材到学校饮食起居，时时用中国教育及学校现状作比较、分析。啬公还极有兴致地与赴日两位拟入职业学校生员交谈。他们到日本仅逾半月，谈教育，谈时事，谈日本人对支那轻蔑凌侮等等，啬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啬公认为“（中日两国）进退消长于实业、教育衡之，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资也。”此后又到弘文学院专访泰兴籍的留学生，知道他们有志于实业，感到很高兴。

因为访过留学生，所以啬公旋即走访大阪日本使馆的学务监督汪大燮（1859-1929），汪的言行举止给啬公留下好的印象。20天后，应啬公要求，汪大燮通知啬公和蒋黼一起访问日本枢密顾问官田中不二麿（1845-1909），主要议题是创兴教育，田中谈到明治维新初，即1871年任文部大臣派往欧美考察教育制度，后来遣往欧洲实习者500人，归国后大都为“今之秉国钧负时望者”。说到教育事业，田中的体会是“开亿万人普通之识，非为储三数人非常之才”，强调“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这使啬公联想到德国“铁血丞相”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发起的“文化斗争”。啬公日记中曰：“其所以能大著成效者，则明白此事之人，即举办此事之人。”更加坚信：“父教育，母实业”确有正反两方面论证的基础。

啬公访日期间，结识著名学者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曾有一信给他，信中说：“下走年逾五十矣，丁兹乱世，宁不知韬晦之得计？顾念今世，乃无桃源，又既自任一方之教育，若不力求农工业之进步，则此后必见窘相。世无助我之人，益不得不求独立。此等支离之境，绝非贵国之伊达邦成及福泽谕吉所能料也。”话说到这份儿上，第二天约同蒋黼与内藤话别的时候，内藤郑重赠啬公一册道咸间的《夷匪犯境闻见录》（清梁廷相著，1937年付印时更名《夷氛纪闻》），并且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谓语重心长。

啬公在东游纪程即将结束时，有《东游纪行二十六首》，其中一首“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对于今天“毋忘国耻，面向未来”，细读《癸卯东游日记》确有其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