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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评张謇与穆藕初“实业救国”理念与实践/郭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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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绪印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评张謇与穆藕初“实业救国”理念与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郭绪印

张謇和“棉纱大王”穆藕初同为近代实业界和经济思想领域的名人，在他们的“实业救国”思想中，都主张优先发展棉纺织业，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农业近代化改革、企业管理、改革税制、地方建设、交通建设等等。他们“实业救国”的理念比较一致或比较接近。但由于二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在经济思想上也存在着差别。张謇对穆藕初来说属于前辈，穆藕初是张謇的后继者。他们发展实业的理念和实践，都有创造性，都值得赞扬和借鉴。把他们二人“实业救国”的理念和实践放在一起观察，便于研究这二位爱国学者、实业家艰苦创业的共同之点和各自的特色，便于看到老一辈爱国者探索“实业救国”的规律，便于总结他们为后人提供的精神财富。但笔者学识浅陋，不妥之处难免，敬请专家赐教。

一、张謇与穆藕初发展棉纺业的理念与实践

（一）张謇的“棉铁主义”与“棉宜优先”的主张与实践

张謇（1853—1926）南通人，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中法战争失败后，萌发实业救国之念。1894年考取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的“棉铁主义”是其“实业在农工商”思想的具体化，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最大特色。他从挽救民族危机着眼，看到外洋大量棉织品和钢铁倾销到中国，并将中国的棉花和铁矿掠夺去，指出：“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亿]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1]因而棉铁两项为最大的“漏卮”。从经济建设的战略观点看，他抓住了轻工业中的棉和重工业中的铁，也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龙头。“棉铁主义”不仅在当时有远见卓识，而且这一理论长盛不衰。1895年为抵抗外资输入，张謇奉张之洞之授意在通州创办纱厂。他认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他主张纱厂选止，须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通州地区产的棉花，品质优良“冠绝亚洲”，且价格低廉。通海地区农村普遍织布，著名的关庄布畅销于东北等地。棉纱在通（州）、海（门）地区供不应求。纱厂建设克服重重困难于1899年5月建成。投产后，不仅挺住了洋货和洋商的竞争，而且显示出产棉旺、销纱多、运费省、工资廉等优势，故年年盈余。1904年，生产规模扩大。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县）办了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000枚。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共获净利约540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200万两和纱锭67，000枚的大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2]此后，张謇陆续办了其他企业。在棉铁两业中，张謇尤其重视棉纺织业，提出“棉宜优先”主张。他说：“他日如何而可富之业，私以为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3]据:“1867到1894年的进口货物资料统计，棉纱和棉布分别增长了13倍和近2倍”，^[4]张謇指出“曾查光绪海关贸易册，进口货大宗为棉织物，最多之年，值银18，000万两”。^[5]张謇从堵漏卮角度着眼,指出“洋纱故中国漏卮大宗”^[6]他认为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棉纺织业，“而不必仰给于舶来货物”。^[7]可见张謇主张发展棉纺业，既切合通、海地区经济环境实际，又为了抵制外货，挽回利权。再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构建现代经济体制来说,棉纺业也是国计民生的最大需求：“既为人生所需之至重，即为世界实业之至大。”^[8]再从中国棉纺业的现状来看，民国初年，中国纺纱厂（连同外国在华纱厂）共有75万纱锭，只及日本的五分之二、印度的五分之一（印度有350余万纱锭）。张謇认为急需大力发展纺织业，应奖励纺织业的原料——棉花的种植，于民国元年提出“须推广新植棉地4千万亩，乃足供推广纺织之用”^[9]。他不是孤立地看待发展棉纺织业的，而是从综合发展实业之中，把棉纺织业放在优先地位。他说：“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于是有建设纺织学之校，凡以为农工也，商则既有校矣。”^[10]张謇的先见之明，凝聚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实业救国”者之智慧。

（二）穆藕初“振兴棉业”的理念与实践

民国期间被称为“棉纱大王”的穆藕初在发展棉妨织业方面的主张，和张謇基本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创见。穆藕初（1876—1943）江苏川沙县杨思（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他比张謇小23岁。他虽也出身“寒门”，但经历与张謇则大不相同。少年时期，家道中落，辍学后到棉花行里当学徒，曾在海关和铁路公司任职。青年时期追求新思想，立志投身于农业现代化事业，从事实业救国。宣统元年（1909年）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伊立诺斯大学，后转入攻读纺织和研究企业管理学，获农学硕士学位。1914年归国后在沪、豫创办新式纺织厂，他创办的德大、厚生纱厂，比张謇的大生纱厂晚十六七年，但却以科学管理提高生产率闻名于实业界，产品名列全国第一。一时间，声誉显赫，哄动全国。他在张謇之后十多年，也提出“振兴棉业”的主张。^[11]他对国内经济需求和国际经济竞争形势综合考察得出了与张謇相同的结论：急需振兴棉业。他的经济思想以振兴棉业为中心，在经济战略方针上，他只强调了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优点是突出了重点，缺点是不及张謇的经济主张全面。张謇主张发展钢铁工业，立足于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形势，着眼于国防和国民经济独立。穆藕初在他的《振兴棉业刍议》著作中指出：“衣食为人生生活之大原，……外来棉货，占人口全额三分之一。”“苟长此以往，……即此进口棉货一项，已足竭我膏血，绝我命脉。”“故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亦所以救国，非虚语也。”^[12]可见他振兴棉业的主张，和张謇一致并非偶然，二人皆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本源于爱国主义。穆藕初统计了“中外人口及纺纱锭数之比例”：我国纺纱锭数“仅占全世界纺纱锭数百分之一。而我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此缘由，我国进口货以棉纱布为大宗”。他进一步指出“非但外来之棉纱布岁吸我巨额金钱，且更有向我市场采我国棉花，加工制造，仍旧运入我国市场以网罗厚利者”，“故添设纱厂，亦为今日至要之务”^[13]。穆藕初选择厂址的理念也与张謇相仿，以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为主要原则。但穆藕初认为中国的纱厂大多设在沿海沿江各地，非长远之计。他决定在更接近原料和市场的中原地区创办纱厂。于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20年在河南郑州建成了规模宏大、设备精良的豫丰纱厂。该厂全部结构仿照美国最新式样营造。他先后在各地建立了16处纱厂。豫丰纱厂不仅所用原棉比长江三角州地区价格更廉，并以中原和大西北的广大地区为销售市场。他堪称为开发中西部地区棉纺业的先驱。

二、张謇与穆藕初扩种、改良原棉的创举

（一）张謇的推广植棉和改良棉种

张謇为了实践其“棉铁主义”中的“棉宜优先”和重视基础产业的经济计划，拟定了一系列发展棉、糖、林、牧业的方案。为了解决发展棉纺业的原料问题，提出了全国每年递增植棉地550万亩，10年后扩展为5500万亩的计划；其他如糖、林、牧业的发展也都有较周密的计划。并主张在国内适当地点，聘请专家，建立试验场，经实验后，向全国推广成功的经验。这种经过实验，推广成功经验的办法，体现出慎重、负责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精神。张謇为了推广植棉等农牧业，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以股份公司形式筹集资金，以发行股票的现代化融资方式经营农业，在当时是一大创新。其优越性是小农经济所无法达到的。当时不具备西方式大机器耕作的条件，张謇从实际出发，仍保留了租佃式农户经营方式，这也减少投资的风险。随后还建立了其他垦植公司。公司建立后，首先是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各垦区在土壤垦熟后，以种植棉花为主。到宣统二年（1910）日本棉业株式会社到通、海收购原棉，使张謇更感到扩种棉花的迫切性，但他“广植棉产”的着眼点还在于“以厚纱厂自助之力”。^[14]也正说明了开垦海滩和办纱厂是一项事业的两个部分，开垦海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原棉供应问题。但在海滩上办起垦牧公司，这种集资条件下举办大规模的农垦公司，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先进模式的起点。张謇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开创到农牧业，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这一创举不仅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张謇向海洋争夺土地的理念，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张謇重视改良棉花品种，进行了引进优良棉种的试验。南通地区有一种青茎鸡脚棉，属于优良品种，但其纤维短，仅适合织粗纱，张謇决定对该棉花改良，光绪二十七年（1902）通海垦牧公司农学堂附设试验场，试种出一种长纤维的青茎鸡脚棉。同时，还引进了优良品种美国陆地棉，经过十多年的试验、研究，才研究出适用于盐垦区的美棉种植技术，并逐步在其他盐垦公司推广。这种优质棉种的试验成功和推广，使中国解决了纺织细纱的原料，对中国纺织业发展是一大贡献。

（二）穆藕初的“推广与改良之两大主义”

在张謇推广与改良棉质十多年后，在纺织业上显露头角的穆藕初，继张謇改良和推广棉种的未竟之业，大力提倡推广与改良棉质。于1917年与聂云台等组织植棉改良社，1919年组织纱厂联合会，同时又举办植棉试验场，著有《植棉改良浅说》等著作，致力改良和推广优良棉种，与张謇一脉相承。穆藕初继张謇之后也认识到：“组织纱厂却系要事，唯棉质不改良，纺织事业亦难求充分发展。”^[15]他强调指出：“难道我国不从事棉质之改良，将长此仰望美国、埃及长丝棉之供给耶？由此言之，推广产区，改良棉质，刻不容缓。”^[16]他反复呼吁：“增植棉产，改良种性，加高品质，对内则可以塞无限之漏卮，对外则可以吸巨大之金源。”^[17]在这里，有关塞“漏卮”的见解，他与张謇何其相似！穆藕初在《植棉改良浅说》中，从气候、土质、治田、选种、播种、肥料等环节上详细论述了发展棉花种植应注意的事项，其中最主要的是扩大种植面积和改良棉花品质。^[18]穆藕初把推广与改良品种自称为“两大主义”，就推广植棉区和改良棉质方面，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中有：“设立植棉总场，以专门人才主持之”，“并就宜植区域，酌设分场，星罗棋布，以宏提倡”。他希望有关推广机构对于“向来产棉而墨守旧习处更当协助改良之”。他认为必须宣传普及科学植棉知识，应选述或翻译“植棉事业之论著，唤起大众注意”。他特别指出：“滨海涨滩之未经垦种者，大可仿照张南通之植棉开垦法。”^[19]显然穆藕初在这方面要求大家以张謇为榜样。穆藕初将优良品种的美国长丝棉引进到中国播种，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穆藕初主张在改良的优质棉地区设收买机关，“抬价收买改良新棉”，这样一来“群情自然奋兴，不致观望不前矣”。^[20]这是以激励机制推广优良棉种。他在上海杨浦引翔乡创办“穆氏植棉试验场”，在浦东三林、杨思地区兴办五个县立“植棉试验场”。他亲自下田指导棉农操作，对于植株距离、改良土壤、用肥和排水都作具体指导。他依照自己编写的《植棉改良浅说》一书到处演讲宣传“改良植棉方法”，当时被人们称为“到田间送农科知识的传播人”。他又以图表对比向棉农宣传棉质优良与否对产量和纺织事业的关系。在他的影响下，农商部于次年饬定各省发放美棉品质，依照改良方法种植试验。以上可看出穆藕初和张謇同样，他们的事业都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是为国为民着想，将科学经营普及大众。

三、张謇与穆藕初棉纺企业管理体制各有特色

（一）张謇的棉纺企业管理特色

张謇的企业管理体制，传统看法简单地认为是当时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压迫的方式，但我们应全面看待这一问题。张謇当年创办实业的思想境界相当高。他并非为了个人和自己家族发财致富，而是着眼于救国救民。张謇创办实业、教育及从事许多慈善事业，其出发点与儒家传统道德分不开。他在1924年为难民募捐的启示中提出：“乌乎，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凡人之欲为人者言之也。”^[21]可见张謇的思想境界在于拯救苦难中的黎民。张謇在上海了解到有许多苏北各县失去土地的穷苦农民，流落到上海打工，生活困苦不堪，于是连想到苏北海滨“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只要政府仿照范公堤的办法，筑成江苏省内黄海之滨一个长堤，沿海人民，自有报垦升科的人。不到20年，至少可以增加二三百万亩的棉田”。但他也看清了政府不会投资，因此他下定决心，“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可供给十万或二十万户之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或一百万人之生活”。他说：“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22]张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和气魄，至今令人敬佩令人感叹。但是，在企业管理方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传统思想的束缚，未能完全摆脱陈旧模式。张謇在创办大生厂的初期，即积极学习和借鉴新式企业的管理方式。委派专人到新式企业最为集中的上海考察中外各纺织厂管理情况，以先进的管理制度为借鉴，结合大生的特点，创设了自己的管理体制。他在回忆大生厂初创时，在清末商部未成立之前，“一切章程，皆采诸上海各厂，而加以斟酌，用总理制，总理以下分考工、营业、会计、庶务四所长，沿之已久”^[23]。可见张謇参照了上海民族工业的管理模式，而当时上海民族工业的管理模式，普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张謇这里所说的总理制实际上是董事会制。这种董事会制，是高度集权与分层管理相结合，其一，高度集权。规定总经理的职责为：“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措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下走之事也。”^[24]这说明大生纱厂的总经理（也是董事长）张謇对企业全面负责，全权负责。未明确一般股东的责任与权力。其二，分层管理，分工细致，职责分明。总经理之下各部门相对独立，分工明确。^[25]实行岗位责任制。《大生纱厂章程》中的条款包括供销、生产、财务、杂务、四大部门以及稽查、警务、火险、安全等部门，比较全面。以后的《大生分厂各项章程》进一步充实、完善。这些章程的特色主要是：1.确定各岗位人员的职责；2.严格生产纪律；3.生产配套设施和保安措施细致、完善；4.赏罚分明。财务管理高度集权。其财务帐目分为四大部分，即：1.工厂的成本帐目，2.营运资金，3.日常开支，4.特殊开支。张謇的审批制度非常严格，公私界限严格分清。^[26]大生的财务管理制度基本符合新式的财务管理制度，分类科学合理。总之，大生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各岗位人人各有所司，达到了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水准。在20世纪初期能够有如此管理水平，实属难能可贵。但是，大生纱厂的各项管理制度中，没有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而且，各厂仍然采取具有封建性的工头制。工头仗势欺人，敲诈勒索，工人挨打、挨骂、受罚是经常的事。工人对工头切齿痛恨。实行搜身制度，“进厂、放工时，男工归巡丁搜检，女工归老妪搜检”^[27]。厂内普遍使用童工。对于张謇经营的大生纱厂的管理体制中，总经理专制独裁，股东毫无权力，工人缺乏基本权利保障，没有劳动安全保障等问题应当如何认识呢？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来看待这一问题。第一，当时还处于清朝专制王朝统治末期，封建专制体制在社会各方面仍然存在，张謇虽然是一位思想先进的、勇于改革、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企业家，但在新旧体制之间，难免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第二，当时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但现代化管理体制尚未引进到中国。历史的看问题，就不能苛求前人。第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当时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大生纱厂的管理制度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是相应的。列宁曾说俄国工人受痛苦多，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中国更是如此。因而，张謇办企业是救国救民的崇高目的和具有封建性的管理模式相结合的特色。是历史条件造成的。

（二）穆藕初棉纺企业管理特色

穆藕初留学美国期间，起先攻读农学，而后转为攻读纺织和企业管理学。他与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比较，最突出之点是将美国的科学管理最早引进国内并推广，最早在国内传播现代化管理意识。他堪称在中国提倡和推广企业现代化科学管理的第一人。穆藕初将西方的科学管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企业科学管理这一点上，不仅超越了张謇，而且超越了现代企业管理学的创始人泰勒（F.W.Taylor）。穆藕初的企业管理理念如下：

1.科学管理的目标是提高生产率

穆藕初在《科学的管理法》演讲中，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管理的效用。他列举了泰勒的科学试验中的生动事例：有位从事煤矿的工程师，要工人每天连续采煤，平均每天每人采7吨，已经非常疲倦。他改变为要工人每次工作30分钟休息5分钟，连续如此，“结果每天能采煤40吨，工作效率增加了几倍”。他又举出泰勒的另一些试验。如要工人将许多钢珠中的破损者拣出来，本来要工人长时间连续拣，效率很差。而改变为要工人拣20分钟，休息10分钟，结果效率大为提高。^[28]他又举了砌墙的例子，本来工人要有24个动作，他把不必要的动作减除，只须5个动作，效率提高几倍。说明科学管理的目标在于提高效率。穆藕初认为“科学管理的效果，简单的说，有四大特点，就是：一、无废才，二、无废材，三、无废时，四、无废力。”^[29]穆藕初指出科学管理的五点原则：一、纪律化；二、标准化；三、专门化；四、简单化（即简化烦琐的手续）；五、艺术化（即使工人不感到苦，而感到乐）。^[30]穆藕初在科学管理方面提倡创新，反对“拘泥陈旧方式”，这正是他的科学管理学说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的精粹之一。穆藕初并不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的管理模式。他结合自己管理的纱厂的实践，提出几点看法：第一，“力求废花减少”。第二，“力求在厂之人各尽其职守”。设立奖惩制。第三，“力求全厂收拾洁净”。第四，“力求工人咸知爱护机件”^[31]。

2.企业管理模式由“人治”变为“法治”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受封建制度和封建习惯势力影响，在管理上具有严重的封建性，普遍采取“工头制”。“工头制”的管理模式，是工头把持一切，“厂内各部，并无稽核调查及各种报告。纱质之良否、出数之多寡悉听之于工头。所谓经理者，仅管钱财及营业而已”^[32]。这种工头制是陈腐落后的“人治”模式。工头大都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外行，但实权特别大，不仅把握生产指挥权，操纵生产过程，而且有对工人任免的人事权。“工头制”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穆藕初不是把工头都开除出厂，而是以强调规章、条例的“法制”性，通过“制度化”逐步剥夺工头的特权。以严格的制度化，破除传统管理模式的主观随意性。“法制”取代了“人治”的管理模式。在这方面他比张謇的管理模式是一个飞跃。穆藕初要求管理人员定期填写各种报表，既是科学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改造工头使其成为业务内行，担任管理人员的办法。但规定以考试录取工人，废除了工头任人唯亲的人事权，解除了工人对工头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此以科学管理制取代了工头制，和谐地改造了工头，平稳地化阻力为助力。

3.人才为事业的灵魂

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是重视人才。他说：“人才为事业之灵魂，故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首务。”^[33]他认为实业界需要的人才不外乎科学人才和管理人才两种。切忌用人“唯亲”。他对总经理自身修养提出四项要求：1.要有“容量”，也就是“器度”；2.要有“事业心”；3.“善用光阴”，即“争取时间”；4.“利用机会”，即抓住机遇。又提出八项条件：“守法”、“公正”、“廉洁”、“诚恳”、“谦和”、“应变之才”、“推陈出新”、“领导之才”。^[34]穆藕初在科学管理的人才学方面，改变了美国的管理学创始人泰勒“把人看作是纯粹的经济人”的理论。泰勒忽略了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35]而穆藕初提倡发挥人的创造性、应变性，强调人的道德品质、事业心、器度、廉洁、诚恳、谦和等道德修养方面，这显然是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

4.要“体恤、慰藉”工人

穆藕初的科学管理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工人的问题，这是他管理理论的重要部分。在这方面，他从管理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当时的许多资本家。穆藕初的科学管理模式，重视人权，从建立劳资双方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着眼，力求善待工人。穆藕初认为对待工人，“能固结其信仰心，斯为上策”。应注意以下几项：“第一，工人血汗所得之金钱为其全家老少生活之所寄，切勿扣折。第二，待遇工人，在在出于至诚。”“处理纠纷，则务求平允。”“第三，工人偶有过失，勿大生呼斥，使其失体面于多众之前。”万一工人激发反抗情绪时，“必也处处为留余地，婉转开导，使彼胸中点头”。“第四，随时奖励勤能。……人争自勉，而成为善良之厂风。”第五，经常关心工人疾苦，“夫得人之心，而后能得人之力。”“体恤慰藉之举之最显明，而最易使多数工人倾心者，莫如周济工人疾苦之一事。”针对工人子女读不起书问题，主张“兴义务教育，工人子女来学者，一概免费。”“此外种种慈善事业，由厂出资措办。”^[36]穆藕初虽然也是位资本家，但他反对使用工人劳动力时“牛马视之”。他深知“得人之心，而后能得人之力”。美国的“泰勒把工人看成会说话的机器”，“认为人的活动仅仅出于个人的经济动机”，否认人的各种社会因素。^[37]而穆藕初的管理学说青出于蓝，超越并改变了泰勒的学说。

四、张謇与穆藕初有关实业与教育的关系的见解

（一）张謇的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的理念与实践

张謇重视实业的同时也重视教育。他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38]实业和教育是民富国强缺一不可的两大支柱。他既认为“实业为教育之母”，^[39]又认为“教育为实业之母”。^[40]到1925年，他进一步明确地论证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41]的确，没有实业的发展，就不仅使教育缺乏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且使教育发展缺乏实验的环境。他概括为“实业和教育迭相为用”。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实业发展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靠教育，教育的资金来源，又离不开实业的发展。张謇的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观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张謇并非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切实付诸实践。他为了实现以实业所得兴办教育和用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以大生纱厂盈余的一部分及劝募所得，在通州地区、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创办了许多学校。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为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后来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还建立了20多所职业学校，其中有属于高等教育的纺织专门学校、医科大学、农科大学，这三所高等学校于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中等职业学校有：农业学校、乙种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甲种商业学校等；初级职业教育有各种类型的传习所和补习学校，如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工商补习学校等形成了和普通教育并列的职业教育体系。张謇还创办了便于普及教育的“南通博物苑”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师范教育是教育的源头，张謇高度重视师范教育，根源于他把国民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近代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张謇还在通、海以外的地区资助、参与或直接创办了一批学校。张謇的教育思想贯串了爱国主义。他明确地说：“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42]他在主张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体育）教育的同时，主张实业教育，即服务于实业，服务于生产的教育。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是一致的。只是张謇的主张和创办的许多职业学校，当时即见到了好的效果，毛泽东的主张在极左的形势下推行，走向歪路。而张与毛的这种教育主张在当前仍有现实意义。

（二）穆藕初的“实业种因于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穆藕初指出实业与国家强或弱成正比例的直接关系；又指出国内各城市的发展或相对衰落与实业是否发达的正比例关系，从而归结到原因在于教育。这一论点的长处在于，突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以江苏无锡为例，与当时苏州等城市比较，指出：“无锡境内，各项实业之发达之竞进有殊足令人称羡者。”原于“无锡教育之革新先于诸邑，学生界教育界人才之盛甲于他处”^[43]。穆藕初进一步论证了实业与国民素质又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实业与国民素质状况，根源于教育。他说：“详考我国20年来累办新业，而累招失败之最大原因，莫不以缺乏实业人才故，致得不良之结果。……穷原竟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他概括为“实业种因于教育”。^[44]穆藕初虽然办学数量远比不上张謇，但他也尽力而为，资助大学生出国留学，资助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并于抗日战争时的极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带头联合沪上著名人士，创办了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60多年来，位育中学培养出了大批名人。^[45]穆藕初和张謇一样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他认为“职业教育确为今日之要务”，但职业教育必须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须合于社会之需要”，不可“闭门造车”。^[46]穆藕初不仅与黄炎培共同倡导职业教育，而且以实业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作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经济支柱和后盾。穆藕初虽然实践上以实业支持了教育，理论上却很少讲到实业对教育的作用。相比较之下，穆藕初的“实业种因于教育”，只强调了教育对实业的作用，而张謇的“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表达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上更为全面。张謇和穆藕初事实上是以“实业救国”的理念与实践，结合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与实践。

五、张謇与穆藕初的农业改良理念与实践

（一）张謇对农业改良的探索

张謇的实业救国主张中不仅重视工业现代化，而且重视农业现代化。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重视农业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张謇曾指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47]说明他是坚持“以农为本”观念的。他又指出“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工商之本在农，农困，则工商之本先拔”^[48]。他虽然尚未概括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句话，但已有了这一正确的认识。然而传统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他主张从两方面改良和发展农业。一方面，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保留并改良传统农业。他说：“扩充则注重大农，改良则注重小农。”^[49]他并不主张全面实行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国情。张謇在兴办农垦公司的实践中，吸取了西方农业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家庭农户耕作方式，形成了中西结合、土洋结合、大农和小农结合的农垦公司。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中提出：“今即通海中之一隅，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牧。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西人凡公司之业，虽邻敌战争不能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50]他采取以发行股票的现代融资方式经营农业，股份公司可以筹集巨额资金，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可以开发道路交通，可以进行多种农业基础性建设，这是家庭式小农经济所办不到的。这是张謇在中国农业现代化改革方面的一大创举。通海垦牧公司成功之后，他又以同样方式创办了淮南各盐垦公司。公司所筹资金用于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四大项。垦区农田按规划分为区、匡、排、窕。各层次间各挖排水河道和排水沟，最终排入大海，又以钢筋水泥结构的涵闸和大型节制闸贯通全公司水系。以解决潮、洪、涝、盐四大问题。垦区内外水利设施完整配套，农田基本建设使堤、河、路、闸及条块化的农田布局井然有序。垦区的统一规划和要求以及集约化经营，使土壤改良、推广和实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分散的小农经济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各垦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体现出它相对于传统农业的先进性。张謇在运用股份公司经营方式的同时，仍将传统的家庭租佃式农户经营加以保留和应用，并作为公司生产的基本形式。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大机器耕作不适合盐垦区含盐量高、毛细作用强的沙质土壤；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农户租佃形式，能够符合公司和佃户双方的需要。公司可节省资金，减少风险；而佃户具有中国农民传统的渴望拥有土地的心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张謇在垦区推行了当地流行的“崇化制”租佃制度，即产权与使用权分开，田地属于公司，田面使用权归佃农，佃农有永租权，并有买卖、典押、转租、传代等权。公司与佃农的关系，已不同于传统的地主与农民的封建关系，，二者是以“佃约”、“章程”、“契约”维持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关系。在法律上，二者是平等的关系，佃农除按约定交纳租额外，不再承担其他经济负担和劳役。也就是无“超经济剥削”。佃农在公司统一指导下，按照章程规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生产劳动。佃农的生产已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主要从事商品性质的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的佃农，可以雇工。这些都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也就是说它比传统的租佃关系，有一定的进步性，虽然仍保留了租佃形式，但已经迈向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张謇在这一问题上具有适应中国国情的创造性。他围垦海滩造田、改造盐滩的理念和实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穆藕初农业改良的探索

穆藕初和张謇同样具有“以农立国”理念，他早在赴美留学前，因调查路警了解到西北地区经济贫困状况，感慨道：“触目皆激起余振兴实业之观念,并觉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图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51]可见他研究农业出于爱国救国之志愿，同时也基于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的认识。赴美留学初期，他在康斯威星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科，并利用假期到农场实习。后来，他学习棉纺织业，回国后从事棉纺业，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棉纺业与农业关系密切。穆藕初的农业改良思想，是以了解先进国家农业现代化和中国农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为前提的。穆藕初在《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一文中，系统介绍了该农场的现代化组织和经营状况，考察出该农场“得其致富之道”九条：1.计谋深远；2.用人得当；3.勤于职守；4.和衷共济；5.簿记清晰；6.连带贸易（即资源综合利用）；7.助长周备（即各项服务设施周全完备）；8.学识充足（即以科学知识、机警的脑力、敏捷的手段整合全场事务）；9.坚韧不挠。^[52]他认为这些优点，是值得我国学习的。穆藕初归国前，在《上教育司长》一函中提出中国农业改革设想三项：多设农事试验场、沟通农夫、开设农夫上的学堂。他是想使我国传统落后的农业，改良为现代化农业，但他改良中国农业的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他回国后虽然大力进行了改良和推广优良棉花品种的工作，多处设立了试验田，但缺乏张謇创办农牧公司那样的客观环境，未有如张謇那样大规模的实践。但穆藕初于抗日战争期间，也对农业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他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的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抗战时期全国农业推广统筹事宜，其任务是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及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以经济补助各农业改进所，促进农业增产。他担任农促会主任期间，做了一些改良农业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作，而最突出的贡献是创造和推广“七七”式手纺机。由于抗战期间，棉纺织工业远不敷军需和民用，而广大农村的土纺机也达不到质量和产量的要求。穆藕初收集各地诸多土纺机，加以研究，以四川土机为基础，加以改良，配入弹棉机和摇纱机，经四个月创造出“七七”手纺机。其优点在于：第一，综合了八种功能，即：清花机、弹花机、搓棉机、纺纱机、摇纱机、打包机、强力试验机；第二，少用钢铁材料，农民仿造便利；第三，管理方便。这一手工机器在各地农村的普遍推广，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战时棉纺业的军需和民用，又解决了广大棉农棉花的销路问题。为了使农民避免以血汗取得的棉花，换取到不断贬值，以至完全无用的货币，穆藕初又创立了农民可以以棉换纱，以纱换布的制度，如此尽可能保证农民的利益并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穆藕初的另一有特色的举措是将“七七”手纺机不仅在国统区推广，而且向中共领导的边区推行，并捐款支援边区的农业生产。他主持的农促会，“在陕甘宁边区保安、神府、庆阳县设纺织厂3所……，容纳学生330人；在延东、延长、延川等县设手纺合作社114所，社员967人，以女性为多”。此外他“个人向陕甘宁边区捐献5.3万元”^[53]。当时中共方面称赞穆藕初：“此种关心生产事业，帮助边区克服困难，开发西北之精神，实可敬可佩。”^[54]

六、张謇与穆藕初致力家乡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一）张謇的地方自治理念与实践

张謇提出“村落主义”，并倡导地方自治。他自称“村落主义”即“以一地自效”建设家乡。^[55]他还说他所主张的“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56]可见张謇的“村落主义”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地方自治的建设，这是他的实业救国主张的特色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张謇奉行立宪的政治主张与地方自治建设有密切关系，地方自治正是立宪政治的社会基础。张謇于光绪十年（1884年）起，在家乡从事了十年的社会活动。为了帮助通海地区的农民富裕起来，曾大力倡导蚕桑事业，然而通海地区的农民缺乏养蚕种桑的习惯，推广蚕桑异常困难。张謇和家父从湖州地区购来大批桑苗，劝人赊购，并分送《蚕桑辑要》，宣传蚕桑事业的致富之道。次年春，又亲自带领家人养蚕，并向乡人推广其他有经济效益的树苗。但效果不佳。原因在于蚕丝在当地无销路，运到外地，经厘捐税收，无利可图。于是张謇与同人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免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终于获免。又与地方官商定，就地招商开行收茧，三年内增设三所茧行，“乡民获利大丰”。^[57]可惜好景不长，新任地方官吏看到蚕桑使农民开始致富，又以捐税搜刮蚕农，使张謇倡导的蚕桑事业大遭挫折。但张謇的这一地方自治建设的试验曾见到良好效益。张謇将家乡的地方自治建设，按历史阶段排列如下：“自乙未（1895年）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年）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年）以后，乃措意于慈善。”^[58]可见张謇的地方自治建设可分为实业、教育、慈善事业三大主要方面。实业建设是地方建设的首要部分。在通海地区从事的地方自治事业的基础是张謇创立的大生资本集团。大生一、二两纱厂从创办到1921年共获利润16，635，869.9两，1921年两厂合计资本为369万余两。^[59]大生企业中的农牧公司于1912至1922年的十年间也有了大发展，张謇陆续又兴办了大纲、大裕、大赉、大豫、大孚、通济、通遂、新通、新南等16家农垦公司，投资总额达1720万元，面积484万亩，已开垦60万亩。^[60]沿海垦殖业绵延600多里，兴建了近50家盐垦或垦殖公司。为了解决纱厂运输原料、产品和机器等的需要，建立了以通州为枢纽的交通运输业，陆续建立了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通州大达轮步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达通航业轮运公司、大中通运公司，疏浚了运河，修建了船闸，设立了管理运河和船闸的公司，建成了大生系统自成体系的交通运输网络，并带动了仓储业发展。还创办了资生冶厂和铁厂，自行修理、制造机器设备。还创办了阜生蚕桑染织公司。为了对纱厂剩余棉籽的综合利用，而创办了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利用纱厂多余动力创办了大兴面粉厂。此外，还创办了颐生酿造公司、颐生罐诘公司、大昌纸厂、翰墨林印书局、懋生房地产公司等企业，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张謇的地方自治建设的另一主要部分是教育事业。张謇在“实业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主使下，又有“父教育而母实业”的见解，成为他地方自治的指导思想。发展教育事业是张謇实业救国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教育事业与发展实业同样关系到国运兴衰和民族存亡。企业发展需要大量专门人才，就必须兴办教育。有关张謇创办了大批各类学校的情况，前面已阐述，不再重复。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数量和规模，创全国私人在地方上办教育之最。张謇将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也作为地方自治建设事业的重要部分之一。先后建立了“盲哑学校、贫民学校、气象台、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公共体育场、公用医院、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警察传习所、栖留所、模范监狱等慈善机构和公众场所”^[61]。事实说明，近代实业家中，家乡建设、地方自治建设有如此全面而辉煌的成就者，张謇堪称第一人。

（二）穆藕初有关家乡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爱国的实业家总是具有爱国和爱乡一致的理念。穆藕初也是将爱国和爱乡结合在一起的。由于穆藕初创业的历史背景、客观环境与张謇不同，他未能如张謇那样提出“村落主义”、“地方自治”，也没有张謇那样建设的范围那样广泛、规模那样宏大，但却也反映了他的家乡建设的特色。穆藕初对于开发家乡浦东经济建设，有一套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开发浦东经济应当以发展交通事业领先，他说：“振兴实业，莫不以便利交通为先务。”^[62]在重视交通建设、大力发展交通事业的角度，他与张謇也有共识。穆藕初的兄长穆湘瑶与张謇的兄长张詧相似，既是企业家又是其弟的得力助手。穆氏兄弟和张氏兄弟的公德精神、敬业精神都是令他们家乡父老乡亲交口称赞的。穆氏兄弟在家乡浦东，从兴修河道、造桥筑路开始，转而开辟汽车、小火车的通行。1917年，发动乡民兴修河道，疏浚杨思港。1921年创建上南长途汽车公司，并与上海、南汇两县交通事务局订立租借上南道契约，修筑上南公路，分三个阶段进行。同年夏季通车。1925年起，修建上南铁路，不久通车。到1935年，经铁道部批文，依照民营铁道法给照，改名为上南交通股份公司。穆藕初于1921年初，积极参与筹建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他与黄炎培、张伯初6等浦东同乡会理事招集部分乡绅共商筹建事宜，并拟定招股简章。1924年4月正式成立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9月呈文交通部备案后，于10月间公司与上海县浦东有关部门签订租用上川县道行车合同，专营权为30年，着手铺建了铁道。长13.89公里，同年10月通车，次年延长了线路。1934年进一步延长了线路，全长达35.35公里。这一铁路的通车，大大方便了浦东与浦西间的交通，促进了浦东地方经济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于1957年，将这条铁路改为公路。为了便利浦东到浦西的交通，穆藕初及其兄长于1922年“发起于浦南江面建一座铁桥，筹集价款80万元”^[63]。大桥位置近当今南浦大桥处。虽然受经济和技术条件限制，未能实现，但黄浦江上架设大桥的这一设想，有前瞻意义。终于在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得以实现。穆藕初除了在浦东发展棉纺织业，设立5个县立“植棉试验厂”之外，着力发展了电力。他认为为了和外商竞争，就必须发展电力。他和童世亨、黄炎培等发起创立“浦东电气股份公司”，决定筹资10万元，在浦东张家浜建立火力发电厂。1921年初正式开工。经数年经营，该电厂供电已普及浦东全境。以后供电能力扩伸到邻近的宝山、南汇、川沙、奉贤等县。营业收入大增。可见他在家乡发展电力的主张有造福一方的先见之明。穆藕初发现浦东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千万门户，赖以举炊者，厥为毛巾、花边、织袜三业。”^[64]但是关系到浦东民生的这三项实业开业不久，已有衰落迹象。他针对这一问题，以《对于浦东实业之主张》为题，作了演讲，既指出了三业衰落的原因,又提出了补救方法。关于毛巾。他指出生产过程中“纱已受损，致使“巾质不良”，织后漂白时，“如漂粉过多，则巾质益受损，使用便不耐久”，“往往以销路不畅而致亏本”。织户缺乏经营知识，“不得不减少分量，缩小尺寸以图补益，岂知信用扫地，营业益复无望矣。”^[65]关于花边。他指出“织户往往向洋商兜售花边，并未订立合同”，他日“洋行商家每每借辞推托，以便贬价买收”。花边生产“前途险恶，可想而知矣”。关于织袜。他指出生产过程中“手渍尘垢之浸加”，使“颜色光泽业已减少”，不能保持良好的形象，影响销售。所出之货无一定准则，“难得顾主坚固之信用”。又指出“人自为谋之小工业”很难立足。^[66]穆藕初提出的主要补救办法是：“联络川南及申地热心实业之人，集资组织一川南实业总公司于上海，设分公司于川沙、南汇、新场等处。各分公司内派有看货人，限定毛巾尺寸分量，花边每方寸之眼数，线袜之针数，取其优者，去其劣者，由总公司与纱厂接洽。”总之这三业，生产过程的每一步骤都要严格统一规格，保证质量，他详细讲解了统一规格和保证质量的办法。并强调“由总行向洋商直接定货，订立合同”，严格注明规格和交货日期。^[67]穆藕初提出了组织总公司“概要”的几项原则：（一）趸买。（二）趸卖。（三）挑选。使之出货精美。（四）漂染。色泽力求鲜明。（五）集合大团体。则资力雄厚，进可以得时机，退可以坚壁垒，与人竞利，方可独操胜算。他强调“以上五种利益，为工商业家必争之要点。然惟有大团结，始克享受”，否则“此三业失败，可以立致”。他“深望川南有志之士，急起直追，合力图之”，并表示凡是他“力所能及之处，愿助一臂，期诸君子造福家乡之主义，早日贯彻也”^[68]。综上所述，穆藕初对家乡浦东发展实业的主张，是将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联合为有相当规模的大实业，将定货、生产、销售等环节，一律规格化，保证质量、信誉、由总公司出面和外商签订合同，实行趸买趸卖的销售渠道。这一主张对当今改革乡镇企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性。

七、张謇和穆藕初改革税制的理念与实践

（一）张謇关于税制改革的理念与实践

通、海地区的棉花和土布大量外销，咸丰、同治以来，江宁藩司所属厘捐卡，设于江北者即多达187处，通、海两地即有57处，占全江北厘卡的近三分之一。地方官吏层层中饱，商民不堪负担。由于张謇及其家庭也从事商业，对厘捐的危害深有感受。光绪九年（1883年）张謇和通州恒记布庄老版沈敬夫联合发起，联络各花布商人，请求政府减少花布厘金的征收数额。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二十年（1894年）的十年中，张謇从事家乡建设，他不断地为废除苛捐杂税而活动，力图扫除厘捐。张謇在通、海地区推广桑蚕事业的严重阻力是来自政府部门的苛捐杂税，蚕丝的主要销路在苏州、上海，但沿途厘卡层层盘剥，大都亏本。如前所述，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邀约当地绅士，禀请两江总督，免除十年丝捐之后，乡民很快获利，但好景不长，不久新任地方官又勒令补缴苛捐，严重打击了地方经济的发展。^[69]这一事实更加证明苛捐杂税尤其厘金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18年冬，巴黎和会正式开幕前，张謇接连致电北京民国政府的大总统、国务院以及与会代表陆征祥表示会议上应首先提出和解决将协定关税改为国定关税问题。他认为：“根本改正，在从世界国际通例，改协定税为国定税，平等待遇，方为自主国家体统，万不可支支节节，苟且求多于协定范围之内。”^[70]并又致电和会，详叙协定关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障碍，希望各国政府能够以公道待遇中华民国。为了声援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在会上主张税法平等的提案，他赴上海发起组织“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然而列强把持着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张謇的良好愿望付诸东流。

（二）穆藕初改革税制的理念与实践

穆藕初与张謇同样基于爱国实业家的切身感受，深切感到税制的弊端严重影响到工商业发展，他提出一系列见解，并发表改革税制的主张。张謇当年未能实现改革不合理税制的愿望，穆藕初又继续为之奋斗。穆藕初将税制分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有关国际税法方面，他指出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工商业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国际税法平等，直接之利在中国，而间接之利仍属各友邦也。我国与各国通商条约之误点，实由于当事者不明税法原理所致”。他列举以往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税则，失去独立国之主权，抛弃了国定税之权利，“而受协定税之拘束。数十年来，吾全国人民所受敲骨吸髓痛苦实自此类条约始”。当今“应完全扫除国际间不平等之待遇，以扩大世界和平之主旨”^[71]。他认为我国应当“依据科学的制税法”，制定税则，指出“查科学制税法：（甲）免税。如本国不能自制之机件等类。（乙）普通税。人生日用之物，值百抽五。（丙）特别税。如外货之与国货剧烈竞争者，抽百分之十二五。（丁）奢侈税。随时酌定之。”他说“裁厘加税”，“利己利人”。他认为中国改革税制，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有关贸易各国也有利，“各友邦之鉴及于此，而善意玉成之”。^[72]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善良的愿望，实际上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弱国难免被强国欺压。中国要实行平等税制，还有待于斗争，有待于独立自主和国力强大。穆藕初对于列强的侵略本性虽然认识不足，但是，他力争保护贸易、关税平等的精神，充满爱国热情。他所主张的科学的制税法，对以后也有借鉴意义。他所揭示的“我国与各国通商条约之误点”，实因“当事者不明税法原理所致”，也对后人有启发。穆藕初和张謇同样对阻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深恶痛绝。他说：“我国工商业不振之最大原因在厘金，国民深受其累，妇孺皆知。”^[73]上海总商会向国民政府反映国民渴望实行裁厘加税的愿望，穆藕初考虑到实现裁厘加税，必须由政府颁布法令，只有对政府财政收入无损，政府才有可能实行。“但裁厘加税之初，财政当局于收入之数恐无把握，应如何设法使政府免收入不足之虞”，财政部咨文下达上海总商会，请大家讨论办法。总商会推举穆藕初等组织裁厘加税研究会。该研究会拟定改革办法六则，并理由六条，经穆藕初归纳为六项措施。概括说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争取废除厘金制，同时实行加征进口税，以平衡政府的财政收入。穆藕初预言废除厘金制的积极意义，并阐述废厘加税的理由如下：（一）加税之后，我国工商业可因此而发展，因进口税加重后，外货之压迫力减，国货骤进发展之轨道。（二）革除中饱中间人藉以侵蚀之数，奚止超出政府实在收得之二三倍。（三）厘金裁后，运输上既无障碍，商家获益，不在少数。（四）各用户日常所需，得物价低廉之利益。（五）厘金裁后，凡与外货竞争之物品自能立足于不败之地，事业遂因之而巩固。（六）进口税加增后，国内出品必日盛，工商业必乘时猛进，可以推广至内地，使全国各大都会得均等之开发，故最后结果，政府收入数必有盈而无绌。他最后概括上述六点，指出：“是故裁厘加税，全国人民皆蒙其利，解百业之倒悬，慰兆民之渴望，是诚今日福国利民之万急急务也。”^[74]以上说明穆藕初对厘金制的深恶痛绝和力争实现废厘加税方案的积极态度与张謇是一脉相承的，他们致力于废除厘金制就是为了扫除“实业救国”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终于在张謇逝世4年之后的1930年，国民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厘金制。

八、张謇和穆藕初实业衰落与破产的原因

张謇和穆藕初所经营的实业都曾有盛极一时的时期，但终于走向了衰落、破产。他们破产的原因照以往传统说法，即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失去了生存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洋货的大肆倾销，并疯狂掠夺纺织品的原料。政府捐税层层盘剥尤其厘金制危害严重。但这只是他们的企业衰落、破产的普遍、一般原因，也未必是“致命”的原因。“致命”原因是行业危机形势下加以具体操作上的原因。这一行业在20世纪20 年代前后发展过快，“总体看，棉纺业的生产能力在战后4年增长31倍有余”^[75]。这是造成行业性危机的更主要的原因。不少纱厂都是在这时面临“棉贵纱贱”局面而破产的。这也是使张謇和穆藕初的纱厂难以维持再生产的主要客观原因。然而，他们破产的具体原因及主观原因，并不相同。张謇总结大生资本集团衰落的原因归纳为：“一由于事大本小；一由于运筹失策，固无可讳；而时际之花贵纱贱，动受束缚。亦一大原因也。”^[76]关于“事大本小”，正反映了他不断增设企业、发展教育、慈善、公益等各项事业，摊子铺得太大，而利润分配方针一贯是实行“得利全分”，资金积累过少。这是潜伏的危险。且分配中官利占相当多的分额，不问生产盈亏，都必须照付官利，倘若拖欠，就要利上加利。这实质上是封建势力对民族企业的剥削压迫更为具体化的表现。此外世界市场汇率的变动也加重了行业性危机，欧美国家大量抛出白银，致使中国海关两持续下跌。使大生后期所建的厂向西方国家购买的机器，因到货拖延时日，亏损严重。这种情况下，又加以金融恐慌，银根紧缩和催索欠款，使大生雪上加霜。农垦方面因自然灾荒而严重亏损。其他众多社会事业，大都是非盈利性开支，只有社会效益，开支逐年增加，结果都靠借贷支撑，此时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走投无路只得以企业向银行作抵押，到1925年债务增至906.9万两，占资产总额的65.7%。7月，上海的银行团全面接管了大生企业。

穆藕初的实业（如德大、厚生等厂）陷入困境的客观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因素——行业危机、政府的苛捐杂税、外商挤压、银行的高额利息、金融危机等，与张謇的客观原因基本相同，不再赘述。穆藕初的德大等厂倒闭的具体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资金困难，几位主要投资人主张下，在上海创办交易所高潮时，创办了棉业交易所，卷入了“民十信交风潮”中，亏空了数十万；具体原因之二，是内部出了“蛀虫”，总会计结伙挪用公款私人做投机买卖，又亏空数十万，结果于1925年由荣德生以65万元收购，改称申新五厂。^[77]厚生厂破产的具体原因，主要是在“大气候”不利于棉纺业的形势下，投资者与经营者发生矛盾，结果于1931年10月，被荣氏集团以340万两收购。而穆藕初办在郑州的规模宏大、全部新式设备的豫丰纱厂的失败，其具体原因却是穆藕初所料想不到的。第一，豫丰的新式设备是以贷款形式向慎昌洋行订购的。订购时汇率很低（百两白银兑156美元），后外汇高涨按百两白银兑54美元结价，损失惨重。第二，中州地区为军阀混战必争之地，各派军阀到郑州都要向豫丰敲诈勒索，使豫丰不堪重负。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战场多在中原地区，使原料和市场大受影响。造成亏损。艰难维持到1931年下半年，豫丰总算熬过了难关，生产大有好转，不料次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上海金融顿紧，内地购买力紧缩，慎昌终止了对豫丰的信贷。即于1933年5月，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接管了豫丰，改名“和记豫丰纱厂”，穆藕初仍受聘为董事长。^[78]不过是名誉而已，企业所有权转移了。张謇和穆藕初所经营实业的失败虽然都有操作上的失误，但共同的社会原因即客观原因不可忽视。说明在旧中国，虽然有少数资本家能够发财致富，但就普遍意义上说，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张謇和穆藕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有代表性，都是后人的宝贵财富。

九、结语

以上张謇和穆藕初几个方面的事业，虽然各有特点、各有独创性，但多有一致的方面。这种一致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爱国爱民思想、情怀。综合他们的共同之点：1.都首先选择了棉纺业并在经营效益上达到全国首屈一指。2.都主张改良和推广棉花品种，取得了巨大成绩。3.都在企业管理和改革方面有所创造，但采取了不同的模式，穆藕初被称为采取西方科学管理并创造了中国的科学管理的第一人。4.都十分重视并从事了教育事业，而张謇在地方上办教育事业的数量、范围、规模，为史无前例，全国第一。5.都重视农业的改良，而张謇办的“垦牧公司”开垦海滩，更是一重大创举。6.都致力于家乡的建设并取得显著的成就，而张謇在家乡建设的范围之广泛规模之宏伟，举世瞩目，为空前范例。7.都竭力主张废除厘金制改革税制并付出巨大努力，而穆藕初在税制改革的理论上尤为显著。8.二者企业衰落、破产的基本原因——“大气候”，是同样的，但各有其具体原因。张謇和穆藕初都是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开创的是大学者、大科学家办实业的范例。他们“实业救国”的愿望虽然最终都未能实现，但他们的事业对推进中国经济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爱国爱民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和永攀高峰的精神，都值得后人学习。他们的理念与实践，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注释

[1][3][8][3][9][48][55][70]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第164页、第92页、第599页、第116页、第340页、第377-37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63年。

[3][5][6][7][8][9][10][14][23][24][25][26]《张謇全集》第3卷第790页、第790页、第42页、第786页、第821页、第787页、第 802页、第385页、第110页、第18页、第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299-2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12][13]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穆藕初文集》第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16][17][19][20]《穆藕初文集》第37页、第92页、第292页、第93页、第94页、第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穆藕初：《实业致富新书》下卷第251页。中华书局，1923年。

[21][40][41][42][56][58]《张謇全集》第4卷第363页、第82页、第214页、第17页、第457页、第4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刘厚生著：《张謇传记》第250-251页。上海书店，1985年。

[27]《大生分厂各项章程》，《张謇全集》第3卷第16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8][29][32][33][43][44][46][51][52][62][64][65][66][67][68][71][72][73][74]《穆藕初文集》第522页、第526页、第39页、第58页、第148页、第149-151页、第266-267页、第17页、第69-70页、第276页、第98页、第100页、第101页、74-75页、第108页、第109-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