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盛宣怀与张謇/陈绛

盛宣怀与张謇

复旦大学  陈绛

盛宣怀与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各自起过积极开拓的作用。盛宣怀是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公司、汉冶萍煤铁公司等近代中国许多大型企业的创办者和主持者，他又创办了分别为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以及中国第一家近代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张謇是近代中国重大的民族资本大生企业集团的创办人和主持者，也是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和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创办人。两人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人们的公认。

已往的研究同时论及两人者，多从他们作为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角度对其经济活动加以比较，尚未见有专论两人彼此的关系，一些专论张謇交往的论文^[1]亦均未列及盛宣怀其人。个人传记如章开沅先生《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夏东元先生《盛宣怀传》，^[2]涉及两人彼此关系的也不多。本文拟就已刊《张謇全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就此作初步探讨。上图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盛、张来往函件凡108件，其中责任者为张謇者50件，其中张致盛函19件，另有有关史料若干件。

大生创建伊始的嫌隙

盛宣怀和张謇两人最初交往，根据张謇日记，当可追溯到1897年3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亦即张謇20日到达上海后的第四天。是日张记：“晤盛杏生宣怀。”^[3]前此他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初期集资困难，不得不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再改为绅领商办。张謇这次来上海，当与盛宣怀商量向官府分领原拨归苏州商务局承领40，800枚纱锭一事有关。8月，张、盛议定“合领分办”、“通沪分任”方案，签订《金陵商务局合办通沪两纱厂正约款》，接着又签订以张、盛为一方，江宁布政使桂嵩庆为另一方的《官商约款》。事先张謇将议约情况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作了汇报，得到刘的同意。但是，盛宣怀并未按约“合领官机各二十五万，各召集商股二十五万，分设通沪两厂”；桂嵩庆也未兑现诺言。^[4]经费无着，使纱厂创办伊始便陷入极大困境。为此，张謇上书张之洞求援，恳切陈述大生纱厂“实有决踵见肘之势。筹度再四，唯有仍祈我公为京卿（盛宣怀）通意，力为维持，暂资挹注。謇自谅人不遽争未寒之约，京卿健者，亦当念已出之言，骑虎势成，枯鱼望甚。幸分牙惠，以救燃眉”^[5]。他同日致函盛宣怀本人，表示前因得“公之言，恃以无恐”，不意“所议垂成迄败，续议各处，又如捕风”。他援例盛宣怀的上海华盛织布局举借铁路存款说：“因思铁路公司存款尚多存庄生息，公已咨部，似闻华盛亦尝暂借，窃不自量，引以为说。”希望“乞拨借十万，以一年为期，息认八厘，及期归还”^[6]。没有得到盛的答应。这一年，正是盛宣怀洋务事业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相继成立，轮船招商局资本从200万两扩增为400万两，汉阳铁厂经过一年运转，情况良好。可是盛宣怀没有向张謇伸出援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无怪引起张謇极大的愤慨，以致后来大生纱厂公事厅悬挂《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与《幼小垂涎》四幅《厂儆图》，其中《桂杏空心》便是讽刺桂嵩庆、盛宣怀言而无信（盛宣怀字杏孙）。盛宣怀在一封答复郓祖祁（莘耘）有关面粉厂向中国通商银行借款没有获允的信稿上，亲笔增写一句：“弟昨日未知尊处面粉厂系在镇江，记得从前张季翁欲以通州大生纱厂向通商银行抵押，该行以厂不在沪，行章不能照办，季老至今引以为憾。”^[7]可见盛宣怀在资金方面没有满足张的要求，不仅这一次，引起张的失望。

1900年张謇筹建垦牧公司。总理南洋公学的何嗣焜生前曾向盛宣怀建议公学投资垦牧之意，盛宣怀也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张謇写信告诉汤寿潜：“下走既不自量，肩承兹役，无论若何，期以必成，亦必无与杏公相嬲之意。然吾友（何嗣焜）息壤之言未寒，若不得杏公确实可否，无以对吾友，乞足下为我一询杏公，杏公当时劝下走为此事，且云得此可为推广植棉之嚆矢，可合华洋各纱厂集股。愚以为推广植棉之意是也。入股则可华而不可洋，盖垦牧皆凭于地，地与外人共之，必召大悔而不可为也。此意亦望与杏公言之。足下谓然以否。”^[8] 盛宣怀和张謇同为当时创办近代企业的巨擘，可是史料所见，彼此在经营企业方面，没有更密切的重大合作。

戊戌变法期间，盛宣怀不在北京，张謇在政变后翁同龢开缺回籍，也回到南通家乡。两人同样密切关注京中动静。盛宣怀对康梁维新持保留态度。他上书李鸿章称，“国事更张，还归旧辄，识者颇有过犹不及之虑”，他向李鸿章转达日人伊藤对李本人的期望：“天下不欲自强，苟欲自强，微师其谁？”^[9]他还上书奕劻称：“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辄，而环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急，”建议“执两用中”。^[10]他对人表示：“吾辈遭遇圣明，千载一时，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11]这些言论说明他的思想主张仍停留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水平上。而张謇活跃于戊戌维新期间，列名强学会，自认为“与康、梁是群非党”，^[12]是变法维新的积极人物。两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有明显的落差。

东南互保与振灾浚淮的合作

庚子事变后，盛宣怀和张謇共同推动了“东南互保”的活动。这是两人政治上罕有的一次合作。

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进入京津，严重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既得权益，英国为加强它在长江流域的控制，阻止义和团南下，谋求与东南督抚互相谅解，维持现状，保证长江流域的安全。而盛宣怀和张謇两人的实业根基都在东南地区，他们又同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粤督李鸿章各有密切的关系。维持东南局势稳定，既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在，也是他们共同的政治要求。于是盛宣怀主动穿针引线，策划酝酿，推动李鸿章加入，张謇同张之洞幕僚赵凤昌、刘坤一部属沈瑜庆推动张之洞、刘坤一，同英国等各国驻上海领事达成协议，实现了东南互保。

1900年5月间，盛宣怀在上海与沈瑜庆、沈曾植、汪康年等人商讨东南互保事。^[13] 6月25日盛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云：“今为疆臣计，如各国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二十四日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之旨。”^[14]也正是同一天，沈瑜庆到南京访张謇，“议保东南事”后，张去上海，与何嗣焜、沈瑜庆、汤寿潜、陈三立、施炳燮等”议合刘（坤一）、张（之洞）二督保卫东南”。刘坤一尚在犹豫中，问张謇：“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謇回答：“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意遂决。致电湖北约张之洞。^[15]盛宣怀的6月25日电报当天就得到刘、张、李的积极回应。张之洞复电称：“敝处意见相同，如有应列敝衔之处，即请岘帅酌量转饬。再，杏翁思虑周密，敢恳杏翁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速妥，尤感”；刘坤一复电称：“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必当如尊处沁电办法。”李鸿章更明确表示：“二十五日诏（指各省招义民御侮之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希将此电密致岘帅、香帅。”^[16]盛宣怀得到三人复电后，即又致电告诉他们：“已约各领事明日会议，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17] 6月27日，由盛宣怀与上海道余联沅出面，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互保方案。各国领事申明：“倘两位制台（刘坤一、张之洞）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之权利，我各国之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洋子江一带进兵。”^[18]东南互保的成功，保证了长江流域的安全。陈三立后来作盛宣怀的墓志铭写道：“后（盛宣怀）复缔结诸疆帅，定东南互保约，国不遽覆，公之本谋也。”^[19]张孝若在其先人传记中也写道“在我父为刘公决东南互保的当口，真所谓千钧一发，稍纵即逝”，“长江一带没有牵入漩涡，我父定策保全之功，可不在小处了”^[20]。都充分肯定了盛宣怀、张謇在东南互保中为挽救清廷危局所作的共同努力和所起的作用。

1901年3月盛、张两人共同的朋友何嗣焜在伏案写作时，疲劳过度，忽然投笔后仰，猝中去世。张謇与盛宣怀商议代刘坤一拟为何嗣焜付国史馆立传的奏稿。这是两人又一次的合作。1901年6月25日，张致盛函云：“台从西上，想须下旬为梅老（何嗣焜，字梅生、眉孙）请史馆立传，奏拟成□，请与培老（沈曾植，字字培）裁定，公来江宁，便可带来，请新宁（刘坤一）书奏，携部缮发矣。”^[21]《盛档》保存一份佚名致盛宣怀的信稿，略叙何嗣焜的功绩以及何、张、盛三人的交谊如下：

“何君经纬万端，箸于文字者不过十之一二，溘然长逝，雅志未终。循览遗编，隐心恻痛。□创公学于风气未开之时，主其议者实始何君，初固谓教育之事视商政、兵政为非难，既开办而学课之浅深、教员之纯杂、智育德育之程度、中俗西俗之防闲，斟酌人情，剂量俗变，测深揆远，良费苦心，（下文有句‘尤难者，则制肘于洋员。何君先事图维，步步皆豫为节制，而事会相乖，不得尽如萁素画，规成未备，职此之由，此逝者之遗憾，度朗鉴当可得诸文字之表者也。何君’，原稿删）其一生学行，拟诸夏景紫、王子寿两先生，江左学者殆无异辞。今春承召将行，未遂识荆。奄从游岱，为文伤命。定奏陨生，承念平生长怀药石。张季直太史、沈子培比部（沈曾植）归自秣陵，谓言曾奉徽言，有将来可剡牍上陈，表其学行之语。此诚大君子佑贤辅德，盛指九原。可作衔戢不忘。辄属张太史拟奏章上呈钧览。张君与何君萧朱王贡，结契最深，凡所举扬，壹皆翔实，何君抱经士之才，郁郁毕生。未能一试，得宫保发其幽光，上诸史馆，岂独一士之事而已，将以凤历人才，发皇士气，广诸天下，实企赖之。”

信中提到的“萧朱王贡”，指萧育、朱博、王吉、贡禹，均汉时人，萧、朱始为好友；《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吉字子阳）在位，贡公弹冠。”^[22]

张謇和盛宣怀的合作，还反映在赈灾和导淮方面。盛、张都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繁的时代，常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他们两人都热心于振灾慈善事业。盛宣怀《行述》称：“平生最致力者，实业之外，唯振灾一事。”他曾自诩：“鄙人于振务数十年来无役不从，虽皆量力倡捐，全仗四方响应，远极欧美，细至妇孺，每一役也，或十余万，或数十百万，乐此不疲，亦并无求福之心。”^[23]张謇自述：“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24]他诫子云：“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记之。”^[25]已往讨论张謇慈善活动的文章，多仅就其创办育婴堂、栖流所、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事业而言，而未及其振济活动，其实后者也是他的慈善事业一个重要的内容。1909年海州水灾，张謇和许鼎霖等组织振济。盛宣怀和吕海寰联名函复许鼎霖云：“顷奉手书，述及海州饥民倒毙情形，读之惨极。既经阁下及季直殿撰、少卿（曾铸）观察相为提倡，弟等谨遵尊示，即在海州平粜项拨助规银三千五百两，已电饬窦守、章牧照拨矣。”^[26]岑春煊捐助徐淮振款五千元，也是请盛宣怀转致张謇归入工振。^[27] 1910至1911江皖水灾，张謇主持通州潮灾救济会，致函盛宣怀云：“此次潮灾延及西沙及各港二三十里，急振易了，善后为难……若不将各港捍御江潮之围即时逐段修筑，加阔增高，实行以工代赈，是亡羊而不补牢，顾此而且将失彼。”他吁请盛宣怀“定例设法，迅赐拨给振款若干，俾速集事。”^[28]函到时盛已避居日本，即以汉冶萍存款规银十八万两支票交公司经理李维格由神户带回上海，他说：“众檠易举，张季老领袖其间，必能念及灾黎，得此不无小补。”^[29]事后盛复作函云：“江皖沈灾至今未澹，凶年之后，继以大兵，满目疮痍，振救更形辣手，而须款尤为紧急。叠经振务公会诸君驰函商榷，设法筹捐。无如身羁异国，力与心违。瞻念故乡，徒呼负负。”他建议即以光绪三十二年筹办江南北义振时秦振余款改拨江皖豫等省振用，“振余振用，以公济公……如数解交江皖振务公会张季直诸君查收”^[30]。由此可见，盛宣怀和张謇同为清末振灾活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在这方面是彼此支持的。

与拯灾相联系的是导淮工程。导淮计划是张謇“一生讲求最有心得的一件事”^[31]。1907年，张謇和许鼎霖提议疏浚淮河，以工代振，得到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32]张謇曾将有导淮函件、章程、图说等寄给盛宣怀，函中谈到他对接待美国工程师的意见：一、美国工程师来华，必宜善为招待，其人果系熟于河海工程，将来或即聘为工程师，但一切勘导经费，应由自筹，以存国体。二、美国红十字会若有大宗款项协助治河，必宜婉曲却谢。三、二月初已派出之测绘队分为十班，每班测绘生三四人。现以加派十班为最善。四、原估测绘费须加筹五万圆，请盛设法筹措。五、测绘规则及其办法，译成英文，译员望盛留意延订。六、导淮经费，止有趸借外债，将来在湖河凅出之地收其缴价、占享水利田地按亩计征、运河过闸船费三项低偿。^[33]安徽士绅来电“要求武进（盛宣怀）必须代勘，事关国体及两省大局，请商张季老面谒武进，设法实行，归绅筹款勘导”^[34]。不过，从盛宣怀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看出，盛似乎估计到导淮工程复杂困难，没有承担具体操作。他在信中写道：“竣淮一事，年来衰病侵寻，精神迥非昔比，已推归张季直殿撰、许九香(许鼎霖)观察办理，大约亦未必能实行。”^[35]

1911年7月29日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师詹美生勘淮抵京后，张謇对接受美国援助的态度有了变化。盛宣怀向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报告：“业经商情张季直殿撰酌派熟悉河道情形员绅照料，会同前往，详慎测勘，并于江皖新捐款内提拨规银一万两，解交张殿撰查收，先备支用，除另文咨请尊处查照，并分咨江苏、安徽、河南三省抚院暨查振大臣外，该工程师到宁，趋谒馆辕，尚祈即赐延见，并谕照料员绅及沿途地方官一体妥为接待，以昭妥慎。”^[36]对于詹美生在导淮报告书中妄称导淮由他督理，并将中国学生测绘各图掠为己功，张謇在声明中严正指出詹美生掠美及越俎的表现。^[37]

立宪、保路和汉冶萍中日合办问题上的两歧

前已述及，盛张两人在戊戌维新时期思想认识的落差，这导致两人在立宪、保路和汉冶萍中日合办这几个中国近代史上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1905年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全国上下纷纷要求立宪。张謇是立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说自己“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38]。他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39]。他欢迎 7月16日清廷作出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决定。此前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频频召见宗室、大臣，征询立宪意见。“端方于入朝召见时，又反复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既盛宣怀倡异议，袁世凯觇候风色不决，故延宕至三月之久，重有是事也。”^[40] 1905年10月，张謇得端方函，知道盛宣怀于慈禧召对时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持异议，他在日记中写道：“得陶斋复讯，宪事几为盛败，可恨。”^[41]张謇对盛宣怀“持异议”态度的愤懑，情现乎词。一直到1911年美国工程师詹美生来华时，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詹美生认为“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立宪）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张謇称赞詹美生的主张“极有思致”，感叹“顾无人发此端也”^[41]！而盛宣怀见到詹美生在美国报纸《奥路克》（Outlook，又译作《展望》）发表论说，极为不满，责他“诋毁我朝廷部臣，辞气甚激，……该工程司以在华年久之人，而忽作此种伪说，传布报纸，冀淆众听，诚不知其用意何在。此风一开，后患堪虞”。盛派人向美国署驻华公使卫理交涉，要求将其撤令回国，被卫理拒绝。卫理复称，“詹系政府所派之人，未便遽请撤换，应俟测勘事毕，再令回国”^[42]。盛、张两人对詹美生言论的反应判若水火，表明他们对待立宪鲜明的对立立场。

进入20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加深，铁路矿山利权成为它们攫夺的主要目标。早在189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时任督办的盛宣怀便说过：“(铁路)在泰西为易办，中国则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43] 1898年盛代表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订立《沪宁铁路草合同》，由英商借款修路。1905、1906年浙江、江苏两省绅商奏请旨准，先后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刘锦藻分任浙路公司总理、协理，王清穆、张謇分任苏路公司总理、协理。两路公司成立后要求废除草约，并且自筹款项，自行修筑沪杭甬路。对此，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及其继任朱尔典不断横加干涉，以草约未废，贷款权仍归英方为由，勒逼清政府禁止两省绅商自办铁路。在英国胁迫下，清廷下令重申向英商中英银公司借款筑路，只准绅商搭股，激起以汤寿潜、张謇为代表的浙江、江苏两省绅民拒款保路斗争。在沪宁铁路建筑过程中，又由于英国工程师有意造成浪费，致使成本高昂，引起江苏绅民不满。^[44] 1906年7月16日沪宁铁路沪锡段举行通车典礼，张謇是日日记云：“适大雨，席棚注漏，彩红淋漓，染衣如桃花片片。入坐之客多不成礼，盛杏孙犹腼颜宣颂词也。全球路价之贵无逾江苏者，即江苏人之受累逾于全球，然则是日之举独银公司受贺耳，江苏人应受吊。”^[45]讥刺盛宣怀不知腼惭颂赞，揭穿英商夺路渔利。《沪宁铁路草合同》一直延宕至1908年3月订立正约，即《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由邮传部出面仍借英款，由部转借两路公司，并聘英人为总工程师，英国实际上通过借款夺取了路权，更激起两省绅民强烈反对，要求废约、退款、撤回英国工程师，1910年盛宣怀调任邮传部右侍郎，主管路政，苏路公司辞退英国总工程师，令其交出图纸，并将什物搬出公司。盛宣怀为此致函许鼎霖，请许致电张謇缓额。盛函称：“此事无论如何结束，断难用强手段，前因辞退工程司（师），朱使（朱尔典）已照会外务部十分挟制，弟属（嘱）李伯翁（李经方，字伯行）亲往使署调处，方有停顿。今又迫令搬出写字房，似有惟恐其不闹之意。若不迅速阻止，必生意外支节。……务祈即刻电致王丹翁（王清穆，字丹揆）、张季翁暂行搁起，该工程司（师）弟可保其必撤，图亦必缴，行李杂物必搬，但不可用此强硬手段。”^[46]1910年汤寿潜电劾盛宣怀“损中益外，假公济私”，被革去铁路公司总理职。浙江全省群情激越纷纷抗议。张謇以同情的笔触在日记中写下：“蛰仙（汤寿潜）以劾盛宣怀革职，亦一了局也。而用人之鉴，则难言之矣。”^[47]对于朝政日非深表失望。是年10月3日盛宣怀四弟盛善怀致函盛宣怀说：“前禀浙路风潮已息。盖自张謇远遁之后，沪上并无聚众开会情事，中国报界亦并无议论，各西报且不直其所为。想从此浙人不再狂吠矣。汤（寿潜）虽狡狯，其亦将无法以处此矣。故日来有人见其在静安寺一踽踽独行，正所谓遍国无与立谈者。噫，耻极矣。”^[48]信件充分流露出盛氏昆仲对汤、张领导的保路斗争的不满和敌视。

1911年5月9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七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决定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盛宣怀时任邮传部大臣，是铁路国有政策的策动者。而张謇作为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私人资本的代表，理所当然地对铁路国有持反对态度。6月间载泽约盛宣怀与张謇商议收四川铁道为国有方法，张反对盛宣怀在铁道工款中扣出给还川人款的主张，劝诫载泽：“收民路归国有，政策也；政策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且闻川人争路款，顶戴先帝谕旨，势汹汹而意未悖，尤须谨慎。”载泽没有明确表态。^[49]保路运动终于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武昌起义、上海光复，张謇很快从鼓吹君主立宪转为赞同民主共和，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主张铁路国有的盛宣怀自然受到千夫所指，他在常州留园家产被江苏革命政府没收，自己远走日本，躲避斗争锋芒。      

为了想依靠日本力量保护汉冶萍矿厂，免于遭到与留园同样的下场。1912年1月14日他在日本神户，向小田切万寿之助表示：“现汉冶萍公司急需巨款，拟以公司产业向贵行担保，借用日币五百万元。”被小田切以“前欠尚无着落，断难再行添借”回绝。^[50]小田切不愿担借，要求合办。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需款孔殷，乃通过盛宣怀与三井洋行洽商合办，最后于1912年1月26日由临时政府、汉冶萍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订立了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十二款。张謇坚决反对汉冶萍中日合办，他于十二月二十日“与孙（中山）、黄（兴）函”，“争汉冶萍不得与日人合资”，二十二日孙、黄答复约已签。二十五日张謇致电孙中山，“以汉冶萍事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即日归里”。他辞去上个月刚刚就任的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当日就回到南通。^[51]由于包括张謇在内的各方人士反对和参议院的质询，临时政府随即取消了合办草约。

1912年4月，正当中日合办问题刚告解决，汉冶萍公司经营困难、经济拮据、盛宣怀滞留日本未归之际，张謇接受了公司董事会的敦请，允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但他声明只是“暂时勉任”，希望不就“另举替人”。^[52]同年8月他在特别股东大会上书面致词再次表示：“謇老矣，经手事繁，不暇他顾，以事正棘手，声明暂任数月。”^[53]翌年4月盛宣怀与汉冶萍董事、经理等致函挽留他说：“先生关怀大局，断不以事属危难，走等庸懦无能，不屑教诲也。”^[54]但是1913年初盛宣怀回国后，被推为总理，接着又出任董事长。4月他在给李维格、叶景葵的信中写道：“盛君经营此事有年，此次复被股东大会之公推，为尊重公司公例计，犹当责之盛君，何况鄙人亦股东之一，尤应服从多数者乎？鄙人近更衰老，通海实业奔走不暇，又益以导淮之命，万不敢以他事自贼，谨再奉辞。”^[55]张謇终于辞去汉冶萍的职务。对于张謇辞职，盛宣怀写信告诉梁启超说：“（汉冶萍）经济恐慌甚属危险。赵竹君已辞职，季直亦不过问，多数股东欲要求鄙人出而任之，老病岂堪任重，然关系甚巨，进退极难。”^[56]盛来张去，尽管张自称“謇于棉铁固向持积极主义者”，^[57]两人毕竟失去了在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煤铁联营企业合作共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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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生于1844年，1916年卒，寿73岁；张謇生于1853年，1926年卒，寿74岁。盛年长张11岁，而早卒10年。两人享寿相差一岁，同生活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转型时期。他们都是由中举、入幕、出仕，然后创办新式企业。不过，盛宣怀只是考中秀才，三次乡试落榜，绝意科举，而入李鸿章幕，此后深得李的赏识，“以诸生起监司，最受知李文忠公”^[58]。由李札委轮船招商局会办，从此走上亦官亦商的道路，李鸿章是他致力洋务企业的最大支持者；而张謇考取举人后，由淮军吴长庆延揽入幕，此后高取巍科，他目睹宦途险恶，乃弃官从商，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张謇得到翁同龢的提携，属清流人物。张謇之子张孝若说“我父先前没有翁公（翁同龢），成就没得这样大”，^[59]他是在张之洞、刘坤一的鼓励和支持下创办大生纱厂。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惨败，张謇指责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上折“请去北洋”。晚清政局中翁李交恶，不能不对盛张关系有所影响。及翁、李先后去世，在新旧政权更迭，盛宣怀出任垂危的清政府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大臣；而张謇却历任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和后来的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两人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在彼此关系史上不能不留下值得探究的痕迹。

1908年张謇夫人徐氏病逝，盛宣怀去函吊唁，张謇复函谢称：“顷承慰讯，并逮挽章，望风拜悬，累日驰向。”^[60] 1916年4月盛宣怀病逝，张謇作挽联：“乡闾通吊今方始，封殖论才世亦稀。”^[61]上联追叙两人乡谊，下联赞佩亡者的经营才略，政见虽有不同，而私谊依然未泯。

注释

[1]如陈宗海：《论庚子前张謇的交游》，《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8－14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光武：《张謇与他的同时代人物》，《张謇与中国近代中国社会——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92－40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3]《张謇全集》第6卷第39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11月17日），《张謇全集》第6卷第12－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张謇：《致两湖督部张之洞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2月26日），《张謇全集》第6卷第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张謇：《为纱厂致盛杏孙函》（清光绪二十四年，1998年12月26日），《张謇全集》第3卷第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复郓诅祁函》（无日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以下简作《盛档》），060588－1。

[8]张謇：《致赵凤昌函》（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9]《上李傅相》（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萃编》第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0]《上庆亲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萃编》第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1]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第46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原出处未详。

[12]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5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3]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篇》第226页。中华书局2007年。

[14]《寄粤李中堂、宁刘岘帅、鄂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愚斋存稿初刊》第36卷第6页，思补楼藏版。

[15]张謇：《啬翁自定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1页、第437页、第86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无西北”、“无东南”两句中“无”均误作“虽”。

[16]《张香帅来电》、《刘岘帅来电》、《李中堂来电》，均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愚斋存稿初刊》第36卷第7－8页。

[17]《寄江鄂刘张两帅》、《寄李傅相》，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愚斋存稿初刊》第36卷第8－9页。

[18]《驻沪各国领事致上海道台余联沅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1900年6月27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第1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9]《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0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85-86页。中华书局，1930年。

[21]张謇：《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七年年五月十二日,1901年6月27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55114。

[22]佚名：《致盛宣怀函》（无日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15821－3。

[23]盛宣怀；《致陈作霖（润夫）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35881。

[24]张謇：《拟领荒荡地为自治基本产请分期缴价呈》，《张謇全集》第4卷第4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505－506页。中华书局，1830年。

[26]吕海寰、盛宣怀：《致许鼎霖函》（无日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34676－1。

[27]岑春煊：《致盛宣怀函》（无日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盛档035460。

[28]张謇：《致盛宣怀函》（原函无日期），函中提及：“荷蒙程中丞拨银二千两”，程德全1910年4月至1911年11月任江苏巡抚，此函当作于此时。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09088。

[29]盛宣怀：《致陈作霖（润夫）函》（无日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9088。

[30]《盛宣怀函》（无收信人及日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60588－1。

[3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99页。中华书局1930年。

[32]见福元：《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1907年4月7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34675。

[33]张謇：《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1907年7月11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24821。

[34]《抄呈皖绅窦子敬交来沪电》，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24821－1。

[35]盛宣怀：《致郑观应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948933。

[36]盛宣怀：《上两江总督部堂张（人骏）禀》（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五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24097。

[3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37页。中华书局，1930年。

[38]张謇：《年谱自叙》，《张謇全集》第5卷艺文下第29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0]《张謇全集》第6卷第559页；庄安正《年谱》第24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41]张謇：《复汤寿谮函》（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1911年11月39日），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2]盛宣怀：《致外务部》（原信无日期）。卫理于1911年8月署驻华公使，此信当作于此时。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93711。

[43]盛宣怀：《致刘岘庄制军》（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1897年2月6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亲笔函稿。转引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篇》第56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44]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209页。中华书局1986年。

[45]《张謇全集》第6卷第5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6]《致许道（许鼎霖）函》（无年份，二月二十一夜），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24810。

[47]《张謇全集》第6卷第6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8]盛善怀：《致盛宣怀函》（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1910年10月3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044175。

[49]《张謇全集》第6卷第651页；又，《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0]盛宣怀：《致小田切万寿函》（1912年1月14日）、《小田复盛函》（同月17日），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篇》上第942－94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51]《张謇全集》第6卷第663－66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2]张謇：《致汉冶萍董事函》（1912年4月26日）、《汉冶萍公司董事会长常会记录》，（1912年4月27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第254、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53]张謇《在汉冶萍公司特别股东会上的书面致词》，1912年8月12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第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4]汉冶萍公司《致张謇函》，1913年4月5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第4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5]张謇《致李维格、叶景葵函》，1913年4月14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第4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6]盛宣怀《致梁启超函》，三月十七日，无年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盛档》912871。

[57]张謇《在汉冶萍公司特别股东会上的书面致词》，1912年8月12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第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8]《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0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9]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84页。中华书局1930年版。

[60]张謇《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盛档》，024821。

[61]《张集》《张謇全集》第6卷5艺文下，第58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