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张謇与南通基督医院的兴办/朱江

张謇与南通基督医院的兴办

南通市档案局  朱江

南通基督医院由美国基督会创办，是南通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从1907年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查普曼（C.C. Chapman）捐资5000美元，在通州西门外河西街购地建造查普曼纪念医院算起，到1951年南通专署接办^[1]，南通基督医院历经58年风雨历程，是南通民国史的一个缩影。其间风云际会，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演绎出南通诸多经典事件。探究南通基督医院艰辛的创办过程，可以清晰地了解基督新教在南通的发轫，更可以看到清末民初南通的风土人情。基督新教在南通顺利传播，南通基督医院在1916年成为美国联合基督教会在华的最好建筑^[2]，与张謇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而这背后又是张謇宗教观和慈善、教育努力的体现。

一、基督教传入南通与南通基督医院的初创

笔者所见资料，基督教在南通留下的最早的印记，是1855年4月26日J.哈德森·泰勒和J.S.波顿(后来的香港维多利亚教堂主教)在南通街区传教时遭到围攻^[3]。1842年，英国侵略军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便规定：“耶酥、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写明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外，“还可以建立教堂”。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规定法国传教士可在五口传教外，“倘有中国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罚”。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基督教各派在口岸城市迅速传布。然而，外国传教士并不满足于仅在口岸城市传教，他们以各种形式向内地渗透。而道光皇帝在上谕明文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4]因此，基督教最初的南通之行，是对南通这个当时未开放口岸的探视，遭围攻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教禁”大开，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中国人可以自由入教。法国传教士还感不足，担任使团翻译的孟振生在《中法北京续约》中又加上一句，“并任拂（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外国传教士又获得了购置田产的自由。基督教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与之相契合，基督教徒来南通的次数越来越多，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开始购地兴业，社会影响逐渐增大。1894年春天，E.T.威廉姆斯和詹姆斯·威尔代表圣经协会在南通和附近地区呆了26天。秋天，威尔先生派冯文涛到南通传道，冯租住并落定在南通，1898年威尔先生在南通为两名年轻人洗礼。1905年4月，约翰逊和丹纳伯格两人在南通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修缮了租住的房屋。10月31日，两个家庭到达南通州，这是南通州第一批外国居民。1907年春，在南门附近和城内，雷敦为传教事业购买房产；与此同时，加利佛尼亚的查普曼出资5000美元在西门购地产建造医院，1912年10月医院建成并开张^[6]。由于缺乏医护人员，查普曼纪念医院1913年下半年无奈关闭。

就在基督教传入南通的同时，张謇先生在南通艰苦创业。1899年，张謇几经周折、奔走集资，建成大生纱厂，开创了南通近代的工业、农垦、交通、邮电、商业、外贸、金融等经济事业，形成官商合办的大生资本集团。与此同时，南通城市电灯、电话等近代社会事业也逐步兴起^[7]。根据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民国元年（1912年）对江苏各县的出品价值（工业产值）的统计，通过《江苏各县工业状况比较图》可见，南通县以6869643元居江苏省第二，仅列上海之后^[8]。这使基督徒异常兴奋，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无疑对福音的传播起促进作用。然而当时基督会总部显然对南通没有倾注更多的关注，查普曼纪念医院的关闭，使基督教在南通的传播失去有效的助力推动。因此在本地传教的美籍传教士非常焦虑，在1916年给总部的报告《The Situation in Nantungchow》中，首先介绍了当时南通的情况：

“1.南通州是一个人口为75,000的城市。在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的本地区中，它是一个重要中心。本地区的面积约为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半，人口密度是1,000人/平方英里。2.本区是全中国最肥沃、最进步地区之一，是一个棉花和小麦的丰产区，没有遭受运动所致的损害。3.我们有四名传教士在本州工作：Joho Johnson夫妇和C.H.Plopper夫妇。我们期望海格门医师及其夫人在今秋负责主持那所空着的医院。这所医院是我们在中国最好的一座建筑物，但因缺乏传教医务人员已关闭了三年之久。4.张謇是中国伟大政治家之一，又是最有民众观点的伟人之一，定居于本州。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在市区附近兴建了棉纺厂、冶铁厂和丝厂。他是北洋政府的农商部长，位置仅次于袁世凯。5.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以及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张謇掌握了近代进步精神和丰富的基督教义。他正在努力把南通建成一个中国模范城市和地区。他在南通建立了博物苑、农科大学、医院、孤儿院、涉外宾馆、男子师范和女子师范。6.借助他的部下官员，他在这整个地区组建了一个公共教育体制，在各城、镇、农村兴办了许多学校。他利用佛教寺和孔庙作为学校基地，用近代学校设备、教科书和经过培训的教师来代替旧的偶像。所有这一切专业都是由他私人出资兴办的。”

因此，美籍传教士强烈呼吁：“本地区人口约计五六百万，我们是本区工作的唯一教会。本地区已被分配给我们，因此我们要担负起向本区人民传播福音的责任。我们现在四名工作人员，到今秋还有二人将来到，半数工作人员年轻又无经验，另外有少数华人传道士。我们坚信：要想完成一项更有利于开展公共事业的任务，南通地区比中国其他地区或世界其他地区更为适合。如果没有必须的经费支持我们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我们需要一项为本区在今后五至十年间开展工作的定额专款，这样我们就能兴办一所男子学校，培养教育人才，为两个新家庭建设住宅，建筑几所小教堂，组织城镇外的传教驻所，给医院补充设备并充分配备医护人员，在医院中培训一批青年华人成为开业医师分配到本区的周围城镇工作，选拔一批青年在金陵大学培训为传教士，购买一艘小机动船行驶于内河，为本区的现实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资。机会不是永远长存的。目前门户正向我们敞开着。张謇不仅欢迎我们，而且也在催促我们，城市居民已经被唤醒，中国准备接受西方的事物，如我们不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中国的门户可能很快地向我们永久关闭。”

二、张謇对南通基督医院的支持

基督会是19世纪初产生于美国西部的一个宗派，其特点是承认圣经中的新约与旧约有严格区别，惟有新约才是教会的依据。1886年加拿大传教士W.E.MacKlin（麦克林或马林）在南京创办事工中心，传道区域在南京、滁州、庐州、芜湖和南通等地。19世纪初基督会在中国共有19座教堂，约740名信徒。^[9]基督会建有南通基督医院和合肥基督医院。

1915年12月，美籍医师乔治·海格门（George L. Hangman）及夫人由基督会派遣到南通基督医院开展工作。海格门利用他掌握的机械工程知识指导本地工人制作矫形外科器械以添置医院必备设备。1916年10月2日，医院重新开业，张謇及地方政要出席开业仪式并作了讲话。同年成立南通州基督医院护士学校，初招收男生，该校是在中华护士会登记的第一所护士学校^[10]。南通基督医院重新开业后，医疗业务有了较快的增长，而其所依托的教会各项事务也平稳发展，这可从基督会有关南通1905年至1922年的活动数据统计上看出。

南通州历年活动数据

   在《The Situation in Nantungchow》中，美籍传教士提到了张謇对他们的帮助：“张謇及其兄（张謇的重要官员，又是基督教徒）热切欢迎我们在这里从事传教工作，并敦促我们给南通以一切可能的帮助和设备，以提高这里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张謇在这里购买了一块良田送给我们作为男子学校宅地。在最近一次和教会委员会商谈中，他明确表示，我们可利用这块土地为教育人员建筑住宅、建男子学校，或作其他我们想办的教育专业之用。他又说，他所办的各个学校都接受基督教徒和愿意来的教育人员，并说我们可以在男子学校里设立宗教课程，而我们的教育人员也可到他办的学校去传授基督教义。他特别要求我们向他派送一名能胜任顾问和指导工作的大学教育人员。”

三、张謇的基督教观

张謇对基督医院乃至基督教其他事业的支持，有其思想背景和现实目的。

首先是张謇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认同。张謇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位虔诚的儒学推崇者。张謇大力提倡儒学，1918年他在《尊孔会第一次演说》中，开头就提到他所认识的儒学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关系：“今日开讲演会。第一须知孔道并非国教，孔子本无宗教性质。彼佛教、道教为上等人说法，清净寂灭而失之于空。耶教、回教为下等人说法，洗礼膜拜而失之于固。我孔子则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初不借国教而始重。如必以孔子为教主，与佛道耶回争无谓之权，反觉小视孔子。盖孔子所说，足以包括佛老耶回诸教而熔冶于一炉者也。”^[11]王治心认为，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思想与习惯有相互融通之处：1.基督教的一神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对天观念，本没有多少冲突。2.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在一个“爱”字里，从基督的牺牲，彰显了上帝的爱。孔子所主张的“唯仁”的道德中，也有“仁者爱人”的说明。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即是基督教牺牲的爱么？3.基督教的道德主张，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我们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与孔子的“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等等主张，与基督教若节符合^[12]。

张謇不仅对基督教持认同的态度，甚至带有欣赏和推崇的意味。培根（Wallace C. Bacon）在1921年是这样评说的：“张謇认为，本地区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只有每个人成为模范人，南通才能成为模范的地区。不久前一次宴会上，张謇讲到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具有崇高品质和卓越领导能力的人，他甚至说应该向上帝祈求这样的人。先前他还讲过，中国需要了解上帝和基督，否则无法像期待的那样发展。以上这些并不意味张謇是基督徒，但的确表明他认为，基督精神在个人品格形成中的作用。可以佐证的是，他要求由一名女性基督徒做他的孤儿院院长。同时，他的福利院也有一名女性基督徒。农校有5名老师是基督徒。管理赈济基金的人员中包括了一名传教士。”^[13]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张謇在他1915年的日记中记载的为张孝若完婚一事：“余之为怡儿择妇也，盖审之又审。”他要求“必女曾治旧学有新知识者”，石埭陈民“女曾读经书，曾卒业徐家汇教会女学，试屡前列，乃聘焉”。

义和团运动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恢复乃至快速发展，得益于教会改变传教策略，放弃公开敌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政策，尊重中国人民的宗教情感和文化心理，无疑会大大减少传教工作的阻力。同时，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也是一个外因，特别是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后果的反思，社会各阶层对基督教的态度从盲目排斥转而为相对开放、宽容。中国近代的落后不仅仅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开放的心胸直面世界各种文化，革新政治，富国强兵。^[14]张謇倾心于南通的社会事业，思想的发轫与英国浸礼宗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有很大的关系。民国元年三月三十日（1911年3月30 日），张謇与李提摩太有过一次交谈，触动极深。他在《感言之设计》中写道：“昨晤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空为强，究竟有几省能试行否？猝无以应，强答之曰：或者沿江各省州县能行者，但一时不易遍及耳。李云：有三两处做模范即善，余日望之，姑为之设计。”^[15]

其次是张謇南通社会事业建设的现实需要。对于与李提摩太的会晤，张孝若认为“和我父在民国以后经营地方各事业的动机，很有关系。我父听了后，很为感奋激动。觉得国体改建设民主以后，人民的责任比以前格外的重；要人人能负起责任，去实做自治事业。等到各处有了兴盛健全的地方，然后结合起来，才有整个的兴盛健全的国家。所以我父一听到外人也有这种希望的评论，就格外坚定了他的意志。别人的不去管他，自己先回到家乡去努力，就写了一篇感言之设计，那里边许多设计的事业，后来几十年经营的结果，非但依次办到；并且还多做了好几件，范围也扩大了许多。”^[16]

张謇在南通社会事业建设期间，考察了有关机构，而上海基督教会创办的诸如育婴堂、养老院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在南通设立类似机构的样本。如1904年张謇《南通新育婴堂发起原案呈》：“拟即在此造立婴堂，建筑另图绘式，办法参照上海徐家汇教会婴堂斟酌去取。”^[17]1911年《南通养老院记》：“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莅而观之，养男女老者，凡百七八十人。行其庭穆然，洞其室涓然，辨其事秩然，相其人温然。尸其事者弗受给，而更迭募资以赡养之用；受其养者弗役人，而各任所能以尽人之宜。我中国未尝有也。謇亦老矣，会六十生日，乃先期告朋好，以觞客之资，营养老院于南通。”^[18]

民国期间，基督教在中国开办了多项文化和福利事业，客观上对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其中西式医疗事业发展很快。传教士将医疗视为“福音的婢女”，认为在治疗中国人肉体伤病时最容易把宗教精神注入他们的心灵。人在生死病痛之际，也是最容易接受宗教的。自1834年伯驾开办第一所医院后，教会又相继开办了不少医院，据1937年统计，教会在华设护理学校143所，在校学生37，800人，医院及诊所271间。而南通基督医院的创办，在客观上起到了在南通介绍西医知识、防病治疗的作用。到1917年5月止，南通基督医院重新开业仅7个月，已开放床位36张，治疗病人4421人次，其中有18台全麻手术、36台局麻手术、29台无麻醉手术。^[19]对于致力于南通社会事业发展，又受困于资金和人才匮乏的张謇来讲，基督医院的设立乃至基督会在南通其他福利事业（如护士学校、男校、女校）的创办，都是对他宏图大业的支持。《The Situation in Nantungchow》提到：“张謇曾要求我们管理他办的孤儿院和医院，但由于我们缺乏实力而不能从命。如我们能帮助他管理这些单位他允许我们在那里享有传教的权利。”基督医院的管理人员Frank Garrett受张謇的邀请，于1920年7月5日参加了南通学院的学位颁授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了主题为“进步、谦逊和团结”的演讲。可见张謇与基督医院在人员交流上的密切。

注释

[1]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志编纂委员会：《南通市第一人员医院志》第9—11页。方志出版社，2007年。

[2]同[1]，第28页

[3]美国基督会：《Data Of Nantungchow Station》

[4]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第7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同[4]，第760页

[6]同[3]

[7]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第4—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8]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40—43页。中华民国3年6月印行。

[9]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第9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同[1]，第27页

[11]《张謇全集》第4卷第14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3—1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3]WALLACE C. BACON:《Nantungchow in the Limelight》，《WORLD CALL》第27页，1921年6月。

[14]同[4]，第864—866页

[15]同[11]第389—390页

[1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31—232页中华书局，中华民国20年。

[17]同[11]第337页

[18]同[11]第340—341页

[19]同[1]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