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张謇与传真画师张衡/高广丰458
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张謇与传真画师张衡 高广丰 传真画师张衡是张謇的朋友。传真画师在当时是使用国画工笔画的技法给人画像,因为摄影还没有流入民间。光绪三年(1877),张謇的父亲张彭年和母亲金氏六十大寿,张衡为张謇作父母亲画像,金氏的像画得“尤肖”。这幅画像,直到“计距画像时三十有四年”的宣统二年十一月,方才“命工用泰西新法摄影之”[1]。金氏于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十八日病逝。据张謇日记,次年二月一日,张衡为张謇画“张氏吴氏四代支像”。张謇在《代大人作合绘张氏吴氏四代支像记》中说,因为“士庶祭祗四代”,故“支像象”中有张謇的高祖父张元臣及妻子秦氏、外高祖父吴松年及妻子徐氏和陆氏、曾祖父张文奎及妻子姚氏、外曾祖父吴圣揆及妻子殷氏、祖父张朝彦及妻子吴氏、父张彭年及妻子葛氏和金氏四代,此外还有张謇的十岁时溺水而殇的仲兄吴庆华及其冥婚的妻子葛氏。其时,张彭年和妻子葛氏还健在,这是张彭年“及早为衰老而自图”。画此“支象”的目的是“将以奉祭也”。与日记不同的是,记的末尾却说,“绘之时,光绪六年六月也”[2]。也许日记所说的“二月一日”是作画的开始,而“六月”方才完成吧。这幅支像后来供奉在海门常乐镇的张氏家庙里,而往家庙致祭,则是张謇一生中十分重视的事情。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请张衡做了一件在张謇看来很是神圣的事,即重摹朱衣神像。张謇说自己三岁那年,母亲金氏曾梦见一个“金冠朱衣白须之叟对她说’知苦家善祥,行来就居’”,第二天父亲从余东返家带回的友人所赠朱衣神像竟然就是母亲梦见的老叟。神像“图纸逾百年,香气染熏”。此后“敬谨收藏”,唯“岁除一展祀”。朱衣神像就是文昌魁星,所以在张謇看来,自己之能够大魁天下,必定是这位“行来就居”自己家中的文昌魁星的关照了。于是在考中状元的第二年,便将朱衣神像“缄囊加柙藏焉”,而“别属海门张衡重摹以永之”[3]。所有这些,说明传真画师张衡的画技在张謇心目中有着很高的位置。 张衡,字莘田,生于1822年,长张謇31岁,住通州福星沙即今南通开发区竹行镇北约五里之新丰村,占籍海门,张謇称之为“海门张莘田君衡”或“海门上舍生张莘田衡”。张衡与张謇两家相距五十里之遥,年龄差距也很大,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交往始于何时。 据张謇日记记载,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五日,张謇“往少田处吊丧”“晚晤薰南、烟锄、馥棠、少谷、莘田辈。吉甫招饮,与诸人往,酒兵鏖战,自酉至亥,予之外多醺醺然已”。吉甫是竹行镇人,所以这一次的“酒兵鏖战”,是发生在竹行镇。一个月以后,张謇由于“烟锄嘱为代庖馆事”,于三月二十三日申刻到达竹行镇黄家。当晚,便有张莘田“来谈”。张謇代秦驾鳌(烟锄)在黄家教书,“西斋一月师”,前后一共二十六天。因为离得近了,张莘田隔三差五地来拜访张謇,有一次两人还一起“散步至野寺中”,其间张謇还为张衡题《竹林七贤图》。再后来,就是上述张謇请张衡画父母合象和四代支象。此后,在张謇的日记中便几乎找不到有关张衡的任何消息了。 其实,张衡和张謇的交往并未结束。据《民国海门图志》说,张衡“年八十余卒”,即是说他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初。近年发现张衡去世后,张謇为他题的乡谥匾,只可惜残缺了。从残匾可知,谥张衡为“端懿”。关于“端懿”,《谥法》有很多解释,其一云,“守礼执义曰端”“尚能不争曰懿”,这恐怕正是乡谥对张衡的评价。张謇的跋文曰: 莘田先生吾乡之耆硕也。幼敦庸德,壮厉通材。鄙帖括为雕虫,付之一笑;橅写生与审象,勤且卅年。遂探北苑之精,浸入南田之室。奋仁者之勇,靖伏莽于将萌。 张謇的跋文,肯定张莘田是“吾乡之耆硕”,他不求仕进,甚至“鄙帖括为雕虫,付之一笑”。“帖括”指的是八股文,说张衡对八股取士,鄙夷不屑。而这时的张謇虽然做了状元,却也已动摇了对科举的信念,特别对八股取士持否定的态度。而张衡在学画方面,却“勤且卅年”,最终“遂探北苑之精,浸入南田之室”,成了一名传真画师。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的“奋仁者之勇,靖伏莽于将萌”,说的是张衡牵涉到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通州军山农民起义。 1862年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亦即同治元年。这年秋天,清军围攻太平天国国都天京,驻守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奉命去解天京之围。李秀成大军一走,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即乘虚而入,攻占嘉定,将松沪变成了西进的基地。十二月,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暗杀主将侯得龙,将城池献给了清军。不久,太平军失守沿江福山,太仓、昆山相继沦陷,江阴、无锡等处军事不断失利。在此形势下,太平军决定将这一带守军转移到长江北岸,夺取沿海及里下河地区,以挽救败局。于是他们加紧了与江北的联系,从而招致通州军山的农民黄朝飏到江南会见,并先后接受了太平天国天王的“超天义”(相当于清兵的游击参将)和“朝将”(类似清军的总兵提督)的任命和诏旨,与来自扬州的捻军头目盛广大一起成为通海地区的首领。他们积极发展力量,以张芝山镇为据点,由当地的袁廷爵负责雇人日夜赶制官服、军衣、旗帜。盛广大又雇人在军山僧舍刊刻印信,写印文书。他们与江南太平军约定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即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四日在军山举火为号,接应太平军渡江登陆,十五日袭取通州。但是,在约期前几天,张芝山方面首先败露了消息。一天,袁廷爵的妹夫朱一诚和继配妻子沙氏去袁家走亲戚,发现了这一惊天秘密。于是袁廷爵索兴将起义消息告诉了朱一诚,并劝朱一诚参加。十九岁的朱一诚当场答应,但回家后却心虚胆怯,于是去与南宅的干爹商量。朱一诚的干爹就是传真画师张衡。张衡一听,对朱一诚又吓又逼,要他自首而且继续刺探情报,并随即带他去向当地沙董高天成报告。当时张衡要高天成立即去抓人,高天成不肯冒险,惹得张衡发了脾气,自动约朱一诚等人去查抄袁廷爵等三家,但一无所获。于是又与山港方面沙董沈如霖商定“东西合剿密计”,张芝山和军山东西两方同时行动,终于查抄到了谋反证据。这样,黄朝飏等人功败垂成。黄朝飏逃到海门九匡庙后被抓回通州,经严刑逼供后,凌迟处死。盛广大不知所终。通州知州黄金韶大开杀戒,先后杀了参与者四十余人,烧了许多参与者的房屋。这一事件,史称军山农民起义。张衡在镇压军山农民起义中,便是“奋仁者之勇,靖伏莽于将萌”,立了大功。而事后,沙董高天成和朱一诚都受到了嘉奖,偏偏漏了张衡。张衡很是不平,在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他向一个叫顾曾沭的文人详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顾曾沭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自己的《希慥适斋笔记》中记录了张衡的材料,“以志感仰,并藉以存其姓字”。张衡的儿子张祖骞(字槎仙)则在1915年左右将自己五十多年前所见及乃父的讲述提供给了海门人刘伟(字伯英)的《无咎誉室笔记》,刘伟于1917年将此分载于《通海新报》[4]。 在张謇与张衡密切交往的光绪初年,张衡“奋仁者之勇,靖伏莽于将萌”一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张謇当然不会不知道张衡的这段历史,但其时也还没有顾曾沭一类的“以志感仰,并藉以存其姓字”的文字,我们没有发现张謇对此事有过任何说法,一直到张衡去世后才有了张謇所写的这个乡谥的跋语,表示了对张衡的敬意,也表示了自己对后人称为军山农民起义的态度。 通州一向是个很闭塞的地方,战乱相对较少。诚如张謇所曾言,“南通地处江、淮、海之间,东更无他,兵家言形势者所不争。除宋、金之际及倭寇内犯有兵事,而三百余年间较他冲要处兵祸为少”[5]。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通州与太平军占领的江南只有一江之隔,逃避战乱来此的江南老百姓,甚至一些官吏、士大夫不在少数。通州发生军山农民起义的时候,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太平军的行为,已经大不如前。对此,通海地区的老百姓当然十分清楚,因此能够避免一场战事,自然是皆大欢喜的,这应该并非只是官方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张謇为张衡乡谥写跋语时,正是张謇为通海早期现代化奋斗的时候,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所表示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张謇与张衡后人继续保持着友谊,张衡的儿子张祖骞曾应张謇之聘,担任过南通养老院院长之职。可能正因为此,张衡后人,一直传言张謇考科举,是借的他们家的家谱,以讹传讹,直到今天,可见口传的历史是靠不大住的。 参考文献: [1]《张謇全集》第5卷第24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张謇全集》第5卷第4页、第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张謇全集》第5卷第1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管劲丞:《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 [5]《张謇全集》第5卷第18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中国文史出版社《张謇的交往世界》) 编辑 周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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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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