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共是长镵托命人/胡小甜

共是长镵托命人

——张謇与范当世的交游考述

胡小甜

张謇与范当世两人不仅是南通历史上光芒熠熠的双星，更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交往，其后虽有亲疏分合的变化，然而最后终于为了共同的志愿，还是紧密地走到一起。范当世为张謇画像题诗云“共是长镵托命人”，那是化用杜甫“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的诗意，说明他们并不甘做一个文人，而是想有更多的实务，有着更大的理想。这是他们交往的基础，也是这种交往能超然于一般交际应酬的原因。然而，有关他们的交往，一般只在对他们各自的论述时被一笔带过；写成专文的，似乎只有沈云龙的《张季直与范肯堂之交谊》，可那也只是篇千余字的短文，无从展开。有鉴于此，本文对两人交往的过程试作一比较详细的梳理，并略加评述。这段交往发生在百年以前，但那至真至性的情谊，是不应听任时间的淘洗而被沉埋的。

一

  同治七年（1868），十六岁的张謇因“冷籍”被塾师宋璞斋安排，用如皋人张育才的名字开始参加科举考试。通过了二月份在如皋的县试后，又于四月份来到通州城参加州试。这县试、州（府）试和院试，是童生获得秀才“功名”的必由之路，虽说前两种类似于资格试，可前后的名次还是为举子们在意。这次州试，张謇考得很不理想，排名二百多，算是很落后了，而偏偏有位比他年龄小一岁的通州考生范铸，居然名列第二。这一结果使得宋老师大为恼怒，以致诃斥道：“假如有一千人考试而只取九百九十九名，那剩下的一人就是你！”张謇受此讥刺，发愤苦学，终于在本年十月的院试中以第二十六名考中秀才。倒是那位范铸，却出人意料之外地落了榜。其落榜的原因，据说是主考官江苏学政童华，看到范铸年少恃才，有意想压抑一下他的气焰。实情是不是这样，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一来，范铸却后了两年才考中秀才。这个表字铜士的范铸，就是后来改名当世，字肯堂，受人尊敬的范伯子先生。

  参加童生考试的这些周折发生时，张謇与范当世还互不相识，不过相识前的这段经历，却似乎预兆了两人生命历程中将遭遇到的波折。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而相识，目前似乎还不得十分明晰。张謇在晚年编的《啬翁自订年谱》里，说他与范当世相识于同治八年（1869），也就是他考中秀才的次年。然而范当世在光绪二十一年写的《祭张封翁润之先生文》中却说：“繄贱子之得交于叔季，于今二十有五年。”以此来推算，他们的相交应为同治十年（1871），与张謇所说的差了两年。可是范当世自己所讲也不一致，比如他在光绪六年祭张謇母亲金太夫人的哀辞里却说：“余与季直订交在甲戌，至乙亥冬始登其堂拜二老。”甲戌指的是同治十三年，又比先前所说的后了三年，与张謇所说的竟有五年之差。

  我们注意到，张謇自同治十二年九月始有日记，而在次年正月二十日就有：“范肯堂来”和“漏四下，与肯堂联床话雨”的记录。虽说此事的地点是在通州西亭张謇的读书之处，不是在其海门家中，但从张謇刚从家中度过新年乍到西亭，范当世就接踵而至，可以推想他们此前一定相识，并且还有所预约。

  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相交时间的不一致呢？我觉得，范当世《悲愤之作》诗里的几句，似乎可用来作一注解：“十五逢延卿，十六知名字，十九通书识乡里。”虽然说的是范与顾延卿的交往，可是却反映出一种相知、相识到相交的过程。张范之间的交往，也正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只是张謇说得早些，或许那是指初次相逢、相互识名的时间。而范当世讲的同治十年，从两人那时的行事看，此年十月张謇为了转回学籍，又一次在通州应院试，此时极有可能与范当世有接触。张謇晚年修葺剑山，曾录写早年与范当世合作的联语，并在小序中记有：“清同治辛壬间，与范伯子同游剑山”，正好作为此时接触的证明，只是那时的张謇正奔劳于学籍之事，不太可能有过多的闲暇放在朋友的交游之上而已。两年后的秋季，张謇与范当世一同参加了江宁府的乡试，虽说都落了榜，可此时张謇的冒籍风波已平息，牵累已除，余暇尚多，正好用以交游。推想他们正式的互约来往由此而开始，所以才会有次年正月张謇与范当世的“联床话雨”。至于范当世讲的“乙亥冬始登其堂拜二老”，那又是指光绪元年（1875）往海门常乐镇拜访的事了。

  其实，张范之间的交往何时开始，因何开始，本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问题是这种交往的发生自有其必然性，很难想象，同时同地的这两位同具才识和抱负的青年会视同陌路，只不过机缘出现的迟早罢了。

  光绪元年的冬季，范当世首次前往海门造访，并拜见了张謇的父母。在海门，两人拿出诗文、日记，互相点评，并邀请当地友人纵论诗文、品评人物，尽欢五日。张謇对范当世的到来，表现得异常兴奋，他在日记中记有：“迢迢百里而有相思命驾之情，是可与元伯、巨卿后先相映也，为之大快。”这是用代表生死之交的汉代人张劭（元伯）和范式（巨卿）来作为现今的比况，可见他对这份情谊的珍视。而对范当世那时的文才优劣，张謇也有中肯的评说，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视肯堂日记及时艺。不屑为庸庸所为，不甘道琐琐所道，肯堂诚可人。然言过其实，且多力劈前人之书，而无卓识定据，亦肯堂所短，而余所必规者，况肯堂能受言乎？”这种不加掩饰的规箴砥砺，既建筑于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也是他们以后能不断精进并各有建树的助力。

  范当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盖通接壤数百里内，与吾家交亲犹骨肉者，独季直与顾君延卿。”正是因为有这种犹如骨肉一样的亲好，所以才会有后来张范易地的善举。

  光绪五年冬（1879），张謇的母亲金太夫人病逝于海门常乐镇家中。由于海门是侨居之地，而张謇之父因为赘婿兼祧吴氏，所以金太夫人安葬于海门或通州张氏祖茔都不恰当。在此情形下，张謇找到范家寻求帮助。范当世的父亲如松公乃将通州城东小虹桥范氏祖茔的一块邻地慨然相让。在当时，此地无疑成为张家的雪中之炭。张謇的父亲彭年公在感激之余，决定用海门的田亩来相换。张謇在代父亲撰写的《易地契约》中感叹道：“元白比邻之雅，以愧前休；张范生死之谊，且从今始。子孙世世，长毋相忘！”而范当世在代父亲作的《归田券》中，也表现出一种超脱：“松虽不敏，读书食藜藿，累代安之，亦复何望？方今圣天子有事于北边，幸托威福，吾与张君长为太平之民，儿辈稍稍涉四方，而归不至有马革之事，相率老于兹土焉。千秋万岁后，五山重水之间，父子朋友魂魄依依，至足乐也。”

  范家的易地，本意只是解救张家葬地的困难，其实换得的海门田亩，来往收租也不太方便。这状况张家也知之于心，所以后来干脆以制钱偿抵了地价。张謇在易地约的后记中，记述了父亲对儿子们的诫语：“日月同明，有时而相妨；舌齿同体，有时而触抵。事但知常，不可以久。范君纾我之急可感，其委曲受值署券，乃尤可感也！”所谓“相妨”、“触抵”，竟不幸而被言中，那自然是后话了。

  虽说海门聚首时，张謇与范当世的情谊已亲如骨肉，不过此后两人的往来并不十分频繁。这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因为那时的张謇已游幕在外，而范当世也坐馆于通州城西的欧家坊。只是如遇机缘，他们总不放过相会的欢娱，即使不能相会，也往往有书信沟通。更有甚者，则是把各自遇到的师友介绍给对方，如投拜于古文家张裕钊的门下，就是典型的一例。只不过此事在后来的传闻里有了一些些偏差。

  范当世去世后，姚永概在为他作的墓志铭里，曾有一段记述道：“武昌张先生裕钊有文章大名，客江宁，君（指范当世）偕张謇、朱铭盘谒之。张先生大喜，自诧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此事被人们视为文坛佳话，不断被后人转述。其实，这通州三生投拜张裕钊的时间是有着先后的。早在同治十三年，张謇就由其师孙云锦的介绍，拜见张裕钊于江宁凤池书院。而范当世的拜见，则在后此六年的光绪六年，并且还是由张謇引见的。张裕钊本年秋写的《赠范生当世序》，一开头就讲：“余以今年三月，因通州张生謇晤其同里范生当世邗江舟次，范生出所为文示余，余读之，其辞气诚盛昌不可御，深叹异，以为今之世所罕觏也。”到了同年的八月，朱铭盘才由范当世相偕而拜于张裕钊的门下。

  张裕钊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所谓“曾门四子”之一，其古文、书法都有精深的造诣。那时的三生正值努力进取的青年时期，名师在前，其获益自然是不言而喻。不过张裕钊的影响，还只在古文辞及书法艺术方面。等到张謇、范当世与同为“曾门四子”的吴汝纶交往，那就直接影响到两人的生命轨迹。

  与吴汝纶的交往也是因张謇而开始的。光绪六年，张謇随吴长庆赴京入觐，途经天津时，拜谒了署任天津知府的吴汝纶。在此数年前，张謇为孙云锦、吴长庆代笔，已多次与吴汝纶通信，对其文学造诣久已钦敬。不知何故，天津的首次见面，张謇竟没有在日记中有所记录。然而，这场颇有戏剧性的会晤，却使吴汝纶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后来他在向李鸿章推荐张謇的信中，还特为提及：“通州秀才张謇，志趣奇趣，器干英峙。某初不相识，前岁在津，张謇不通姓字，排闼直入，踞坐深谈，时露英气……”这一记述，既反映出青年张謇不同庸常的豪气，也表现出吴汝纶发自内心的赏识。

  光绪七年秋，吴汝纶补任冀州直隶州知州，很想在文教方面有所建树。次年三月，张謇向他推荐了范当世，同时还附寄了一些诗作。照记载，这些诗作其实是两年前张謇与范当世、朱铭盘由通州赴江宁途中，以联句形式共同创作的一批作品。因为他们的各尽才情、互不相下，所以这批诗曾被广为传诵，而吴汝纶也是通过此看到范当世的出众文才，这才贻书相招。但是其时正值范当世准备秋季的乡试，而秋试不中后又应允了张之洞的招致去襄助张裕钊撰辑《湖北通志》，以致未能应约北上。不过，范当世对吴汝纶的赏识，却抱有知遇之感，如他在日后还有诗道及：“我昔山中年，恐惧畏人识。一诗落人间，遂为吴公得。苦作珍奇收，过求美珠匹。”

  就在向吴汝纶推荐范当世的同年，张謇随庆军东渡，参与平息朝鲜乱事，初露治事才华，他于事平后提出积极处理朝鲜问题的建议。虽被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嗤为多事”，却在京城里得到包括翁同龢在内的一批官员的赞赏。

  光绪十年闰五月，吴长庆病逝，张謇等庆军幕宾纷纷离散。这年秋，吴汝纶致书李鸿章，郑重地向他荐举张謇，还特别提及那篇《朝鲜善后六策》。信中讲张謇“其文学颇有师法，又能究心时务。尝依吴小轩戎幕，至朝鲜后，寄示所拟《朝鲜善后六策》：一曰通人心以固国脉，二曰破资格以用人才，三曰严澄叙以课吏治，四曰谋生聚以足财用，五曰改行阵以练兵卒，六曰谨防圉以固边陲。其议颇多可采，虽更事少浅，言论未尽中节，稍加磨砻，即成国器。”李鸿章显然也能知道张謇的才干，于是遣人招致。不过张謇对李鸿章的“以禄轻傲士类”有所鄙视，所以断言拒绝，并留下“我辈如处子，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的豪语。只是让张謇万万料想不到的是，由他推荐给吴汝纶的挚友范当世，若干年后，竟由吴汝纶的转荐而进入李鸿章的家府，甚至还宾主融洽，并且弄得“声光灼于乡里”。

二

  范当世北上冀州吴汝纶处，是光绪十一年（1885）的事。按吴汝纶本来的意图，是想聘其出任冀州书院的山长，然而范当世性情的倜傥不羁，曾引得冀州士绅的谤议，因此而未能得成。同年十一月，武邑县令郑骧正式聘范当世出主观津书院，或许算是一个稍稍的补偿。

范当世到冀州后，由吴汝纶力促而成的两件事，对他一生可说是关系至大。这两事，一是介绍与桐城姚蕴素的完婚。此事的完美结果，不仅消弥了范当世原先的丧妻之痛，更促使他进而搜研桐城姚氏文学的精义，因而学业大进。因此事与叙述张范交往的关系不大，此处从略。另一事则是被介绍到天津李鸿章家当上李氏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吴汝纶推荐范当世为李鸿章的西席，实属事出有因。光绪十四年（1888）夏初，李鸿章打算安排即将成为自己女婿的张佩纶执掌莲池书院，以取代张裕钊的位置。谁知消息一出，书院学生哗然反对，使得张佩纶不敢往就，而张裕钊因势难续留而坚决辞行，这让李鸿章陷入尴尬的境地。同年十月，本已厌倦官场的吴汝纶拜见了李鸿章，面辞冀州知州之职，并希望接任莲池书院的山长。此举无疑可为李鸿章解开大围，故他当然乐得应允。然而吴汝纶又考虑到范当世是因自己邀而北来冀州，如今离任，还得为他觅一去处，何况其时范当世是九赴乡试而不售，已断绝了科举功名的念头。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吴汝纶把范当世推荐给了李鸿章。

吴汝纶的辞官而从教，在当时也引起外间的不解和论异，倒是张謇却有一信给吴，其中说：“武昌师之归江汉，先生之来莲池，此中具有天命，抑亦可见君子之真能求福，而小人之无往而不为福于君子也。”其闪烁的言辞，既是一种安慰，也表示出理解和同情。张謇写此信时是光绪十五年二月底，而李鸿章聘范当世为西席的消息，他在年前就已知道的，因为范当世在给他的信中已讲：“至甫忽然去官就莲池，弟虽已定关书之馆，亦有不必往之势。此时河冻不可通，消息正复茫茫，不能遂定行止。”信写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所谓“已定关书之馆”，自然是指李鸿章下的聘书。

  然而，范当世却一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二十一日才始到李府。稽迟两年多的原因，一来是在安福的再次婚姻，其间多有逗留酬应，再则是范当世的疾病缠身，需要静养，所以直到再次接到吴汝纶电讯，转述李鸿章催促其北行，这才决定动身前往。临行前夕，他在通州家中与张謇还会过面，只是张謇日记对此仅一笔带过，我们无法知道张謇对范当世此行的态度。

  后来的人往往说自从范当世一进李府，张謇就立即与他断绝往来，如范铠在《南通县图志》的范当世传中讲：“入北洋李文忠幕课其子……謇故鄙文忠以利禄傲睨轻士，至是与当世异趣，数年不通音问。”实际情况应是，一开始还没有到绝交的程度。如光绪十八年五月，张謇在京考试失利而归，途中逗留天津二日，范当世就连连往晤。而光绪二十年二月，张謇再次进京赴考，途经天津时虽未能与范当世见到面，却还留下书信。只不过此际已心存芥蒂，即使晤对，也难免语言隔膜，甚至貌合神离了。由此看来，就不会奇怪二个月后张謇考中状元，师友们纷纷道贺，而范当世竟未致一辞。

  张謇与范当世两人嫌隙的产生，其实与各自所事之主之间的矛盾有较大的关系。一边的张謇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翁为拔擢张謇曾不遗余力，对此张謇自然感恩不置。另一边的范当世虽是李家的西席，算不得重要幕僚，可他的旷放不羁的名士性格，却让李鸿章感到难得，故而宾主甚为相得。翁李之间本就有着宿怨，偏偏两人又是帝后两党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国家无大事时尚可相安，偏偏逢上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于是主战主和，一下子把帝后两党的矛盾推到风口浪尖。张謇无疑是坚决的主战者，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小的翰林院修撰，可为翁同龢提供谋略之处却多，以致当时京城就哄传“光绪之主战由于翁同龢，同龢之主战由于张謇。”至于范当世有没有参与李鸿章的决策，还没有直接的材料来证明。不过从他西席的身份来看，纵然不参与此政事，至少对李鸿章的主张还应是能了解的。沈云龙在《通州三生——朱铭盘、张謇、范当世》一文中讲：“中东衅起，翁李和战之争，世传二公（指范当世与张謇）阴主之，盖曾于家书中各露其微旨也。”沈文写于台湾，所提及的家书恐怕也是在台湾见到的，却不知其中是如何说的。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有人弹劾李鸿章，就已用上“东床西席狼狈为奸”的话。东床指张佩纶，而西席就是范当世了。这种说法，恐怕也不是凭空捏造的罢？

  政见的不同，导致张謇与范当世之间矛盾的激化。看这年六月初二日的张謇日记，知道在天津的范当世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已无从知晓，可那时战衅初开，帝后两党的冲突开始激烈，推想所谈的就不太可能只是私事了。金鉽《范肯堂先生事略》记：“会中日事起，京一朝士大夫集矢和议，先生独违众论，以为未可轻开外衅。时议訾之，先生知交亦有腾书相抵者。先生怃然谢曰：是非听之，异日终当思吾言也。”这里提到“腾书相抵”的“知交”，应就是指张謇。如此看，那范当世初二日的来书，内容也就是些“怃然而谢”的话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李鸿章的和议之策越来越遭到士流的不满。七月一日，光绪帝下诏对日宣战。八月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清军叶志超部败走。次日，朝廷以李鸿章统筹全局而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九月四日，翰林院丁叔衡等三十五人联名弹劾李鸿章，而张謇也单独具奏，指斥李鸿章不仅主和误国，而且“以庸劣而败和局”。只是具奏十四天后，张謇忽得父亲病逝的凶耗匆匆回里，离开了纷争的政坛。而范当世也在本年十一月上旬，以嫁女省亲为名，离开了李府。

  范当世在南回前夕，李鸿章曾特地赠金送行，并约他来春早归。应该说，在李府的那段日子，范当世还是颇感快心的。李鸿章的待如上宾使他一直怀有知遇之感，以致日后听到别人对李的非议时，他还挺身为之回护。然而到了次年，还没有等范当世决定是否北上，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签订下那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并引起了举国物议，成为众矢之的。刚成为范当世亲家的陈三立更有“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的电文。戚友的反映如此，处于夹缝中的范当世只有选择找托词来回避了。

  吴汝纶对范当世的离开李鸿章深致不满。他荐范给李，本是希望以范当世的不世文才来为李鸿章著书立传，看到如此的结果，不禁移书规劝，信中讲：“知将北渡，复托辞以归，鄙意殊不谓然。执事去年南归，其时后事不可知，盖受人托孤重寄，去就不宜太轻。若缘世人讥讪，则流言止于智者，虽在近亲密友，尊闻行知，各有所守，不必同也。且与人交分，岂得当群疑众谤之际，随波逐流，掉头径去哉！吾谓台从仍以北来为是，非徒吾二人欢聚有私快也。”范当世没有接受此规劝，想来他是太想从这是非漩涡里逃出，不愿亲朋的关系因此而愈加恶劣下去了。其间原本亲如骨肉的挚友张謇，竟至弄到几乎反目的地步，也不能不使他深为感痛的。

  张謇父亲去世后，范当世于次年年初写过一篇祭文，文章一开头就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既望，范当世乃得过吊其友张叔俨、季直，而补奠其尊父润之先生之灵。”然而有些奇怪的是，这吊祭的事张謇的日记中却没有反映。按张謇父亲去世后，灵柩一直厝置在海门张謇外曾祖的墓侧，而正月十六日张謇正从海门赶到西亭处理墓田的田租事。这段时间的日记并不缺失，如范当世往祭，不可能不予记载。由此可知范当世写此祭文，是准备赴海门祭吊的，但不知何故未能成行。这事也可从九年后张謇父亲的十周年忌日，范当世往海门拜祭，张謇感慨他的此来“已隔十七年矣”中得到印证。

  范当世在那篇《祭张封翁润之先生文》中感叹道：“人之扰扰于世内，变化不可以胜原。有失于此而彼遇，有北辙而南其辕。嗟两家之兄弟，逐风尘而累迁。既酸咸之互异，亦升沈之各天。……昔金恭人之没也，余不惮百里而星奔。恨公丧之独否，属有故而羞陈。殆昔勤而今惰，岂今疏而昔亲？自问百不如贤子矣，犹庶几乎斯言之能诚。”原本如兄弟一样的情谊，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裂痕，而要修复它，那就得有待于时间了。好在他们都珍惜着初始的那份真诚，更何况造成这裂痕的外因，如今又在渐渐地消弥着。

三

  受着《马关条约》的刺激，守孝在家的张謇痛感士大夫的坐而论道无补于振兴国家，只有率先躬行实践，为大众作一表率，国家才有希望。因而，当两江总督张之洞信札委他兴办工厂时，经过审慎地考虑，他决定开始在家乡筹办纱厂。而范当世当时的经历还有些曲折，首先是他应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江宁，谁料此时张之洞忽然被调任湖广总督，范当世意欲随往，却未能成行。此后他也曾短期地应邀在泰州帮着考校州试，后来更应广东巡抚许振祎的招邀赴粤，不料不久又因许被裁官而只得打道回府，等到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出署两广总督，有意相邀他前往时，他已厌倦风尘的飘零，只想着“就近得一馆以养老母”了。

  有迹象表明，这段时间里，张謇与范当世的情谊也逐渐得到复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八日，张謇日记在冷落了近三年以后又出现了“肯堂”的名字，所记的是收到范当世的来信。其实，在哀祭张謇父亲的那篇祭文里，范当世就有“自问百不如贤子”的感叹，说明他已看到两人在地位、名望等方面的悬殊。张謇以状元出身，在甲午期间头角峥嵘，自尊自傲的范当世很难会主动修好，然而这次写信给张謇，却是为着他们共同的挚友朱曼君的寡妾孤儿。张謇在日记中记下了接到范当世的来信后安排：“肯堂讯言，曼君之妾携孤子至通，议岁给三十六千，去其自有百千息十千外，余任岁十五千，由肯堂、延卿任十一千，三节寄。先以十二番寄肯堂与之，由万昌福汇。”看来，亡友之后的生计成为触机，又把他们拉近在了一起。

  五月廿四日张謇有信回范当世。此信未被收入《张謇全集》，现全录于下：

   经营通厂，扎硬寨打死仗，三四年于兹矣，岂至今不能苦耐？万氏能入股，极佳，虽先得一二万亦可。謇须此间事有眉目方能去宁，不能定日，大约六月中旬必可。台从周转泰兴，或亦须其时耳。寄去十二番，六番还蘅挹去岁垫款，六番望交买奴。外送蘅挹赙分两番，并祈带去。健庵讯收到，两联均交厂，为祷。陈四俟謇到厂，必有招致之讯，勿急。一万八千，何尝不合用，但传商董领则可用，若商董请领则不可用。嗟来之食，谁则甘之？况有甚于嗟来耶？盛热，幸自玉。两弟均念。肯堂老弟。謇顿首，五月廿四日。

  此信涉及有数事，一是通报所办大生纱厂的进展情况，其时正是张謇为筹集资金最为紧张之际，所谓“万氏能入股”，应是指范当世动员其友汉阳人万星涛入股之事，可见为着筹办纱厂，张謇此前已与范当世联络了。信中的“买奴”是指朱曼君的孤子。至于最后讲的“一万八千”，则是指通州知州汪树堂允诺为纱厂的筹款。张謇知道范当世与汪的关系颇近，故特地告知，只是张謇的态度也明确，纵然正处资金短缺的困境，他仍坚持取之有道，名正言顺的原则。

  在张謇与范当世交往的最后一个阶段中，最能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一个人物就是汪树堂。一边是范当世与汪的私交甚深，而另一方面，却是张謇因办纱厂而饱受汪的暗中阻挠。尽管如此，这一次他们都冷静、理智地处理了其间的关系，从而使他们间的情谊也得到质的升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范当世因将前往广州，曾假座通州水心亭设宴与友道别，而特地邀请了汪树堂和张謇。此举显然是想藉以调和汪、张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虽说此举并未取得效果，可也能看见当世的一番苦心。纱厂建成后，张謇请人绘制了《厂儆图》四幅，其中的《水草藏毒》，就是影射汪树堂与其幕僚黄穆的阴毒。当范当世应邀为图题诗时，就“顾左右而言他”，有意回避了。等到后来，张謇运动两江总督参撤汪树堂与黄穆时，范当世闻讯焦急万分，曾力为解劝，这在他致三弟范铠的信里也有所提及，如说：“吾为黄穆事极力转圜，既罚二千归学堂了结，而藩台入圣言重汪剑星甚至，季直既诺我，亦未必毁汪于南皮。汪从省归，畅然无复他虑，不意祀灶日而南京来电，忽调省，署之者为王旭庄，正吾与季之友也。此殆南京安顿王，而与汪无交之故，然群意谓季实使之矣。汪之穷不可耐，且奈何？”。在另一封信中更写到：“吾并称汪、江于香缘，香固信我，亦且自试之而以为然，故以江署徐，方且送好于我，并谓汪：‘未见得得罪季直无好处也。汝放心做，吾留汝。’盖江与季相讦，屡告病而有此擢，故香云然以慰汪，忽出不意而汪与江相反，故知独出于南皮耳。季之自处，吾深虑焉。”信中的香缘，实时为护理两江总督的李有棻，可见为汪树堂的事，其所针对的“季”，则明显是张謇了，而信中所流露着的是对张謇此举的不满。张謇曾一心想参倒汪树堂，从而排除他在地方建设上的障碍，只是有范当世等的奔走说情，一时并未能如愿，最终只好感慨参劾事“查者已为粉饰”，无奈地作罢了。

  令人欣喜的是，虽说两人对汪树堂的态度截然不同，但这场风波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或许可以说，他们的友情在对待汪树堂的意见上受到了考验。之所以会如此，既有着甲午时期的前车之鉴，也有历经风雨后对友情的更加珍惜，同时也有对朋友间友情的更深层的理解。范当世有一首诗，恰恰记录了他们对交友的见解。诗的题目为《适与季直论友，归读东野集，遂其端》。此诗由论唐代韩愈和孟郊诗风之异开始，转而说到友朋性格之异，其中讲：“张君昨来适语我，交友异性非所患。有从天来入幽可，有非梧竹栖不安。但取龙鸾合奏曲，勿与犬鸡同叫欢。我言奏曲亦须异，仿佛列鼎调咸酸。刚克柔克有二道，相成相反兹焉弹。郊亦滔滔挟愈势，愈有矗矗资郊寒。不然一倡百声和，正使吾道愁孤单。”能理解和尊重于对方的“异”，而不强求世俗的“同”，这样的友谊无疑是最为高尚，并且是最能坚牢的。

  光绪二十四年，范当世的父亲范如松去世，张謇闻耗以联相挽，此后更为恭书吴汝纶所撰的墓志铭，并篆其盖。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范当世的母亲成氏去世，张謇除撰联为挽外，还为之题旌。次年，张謇父亲去世十周年忌，范当世更拖着衰病之躯前往海门致祭，并有诗记其事。如果说上举的这些，还只是限于私交应酬的话，那么张謇与范当世最后阶段的交往，则更多地表现在他们共同志向的追求之上。

  早在张謇去官在家乡办纱厂时，曾请人画《荷锄图》表明志向，而范当世为此图的题诗，有“连陇苍烟耕不得，可怜还作荷锄吟”之语，虽慨叹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无力如此，却对张謇的行为表示了赞赏，以致后来在为纱厂职员许黉竹题画像时，还说：“吾友张苍者，乡邦小试来。艰难谁得喻，镇定亦须才。”所谓“乡邦小试”、“镇定须才”都是对张謇的知己之论。

  尽管范当世有“识字横教千虑侵”的书生无用之叹，但在对张謇的实业行为大为赞赏之余，他还是力所能及地支持或参与着。光绪二十五年，他与张謇及武进何嗣焜同宿狼山，所作诗中有云：“张君吾以海东让，千岁斥卤兹能培。一日和甘尽作稼，亦能稍释胸中哀。丈夫弗假风云助，遂以白地明天下。”这是因为得知张謇鉴于纱厂开工顺利，试图开垦海滩建立棉产基地后，受其感染而表露出的一腔豪气。及至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更借得五百金入股，还从张謇处预先虚挂了五股，甚至动员亲家陈三立也投资于此。对此的热情参与，既表明了他对张謇实业救国主张的认同，也是对张謇勇决坚毅的处事态度的信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通州东渐书院山长孙穆如卒于任，范当世应聘继其事。不久，清廷诏命各省于省城所属府州县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次年，更有《学堂章程》的颁布。清廷关于学堂制度的改变，兆示着“新式教育”的到来，这使范当世也看到施展自己才识的机会。与此同时，张謇在其著《变法平议》里已就举办学堂提出主张，并受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办学事，还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拟订各级学堂课程，甚至力排众议地劝说刘坤一兴办师范学校。一旦风云际会，他们两个人联起手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民国初年，南通人王锡韩在其《蜷学庐联话》中讲：“光绪辛丑，办学令下，肯堂先生与张季直殿撰谋所以创始者，拟将邑中旧有书院及乡会试宾兴存款移拨提用，作为开办经费，而先由先生启告邑人。邑人大噪，竞集矢先生，先生一日得匿名书盈寸。”此事正反映到当年创办新式教育所遭逢的阻力。当此风波平息后，范当世有信致其三弟说：“我欲截现存庚子一届宾兴之半四千五百千开办学堂，启告阖学，谓无人挠我也，而不意顾氏父子公然鼓动数十百人与我为难。我恨其太鄙，立挟又楼与我先自承捐五百千作为我欲分大生厂之红，向季直值二千千，合此二千五百千，再向剑星不拘何项借拨二千五百千，有此五千千抵半宾兴，让彼辈发财，而我学堂得自主矣，无人能过我而问矣，岂非快事！”言辞之间，不难看出他对兴学一事的态度坚决。

  范当世在致三弟的另一信中讲到：“……开办费大难，全州与我为敌。然事已小定，得开办费八千余金，年费三千余金。吾拟谋诸香缘，必于花布正捐中留支少许，事乃可放心。季直则独任私立师范学堂，以千佛寺改造，现已兴工。与吾所为官绅合办之通州小学堂相足相成，而明定界限，各不相制。然师范学堂我亦任出力也。”可见他们在家乡兴办学校，还是有一定分工的，只不过这种分工并不严格，如张謇就曾与范当世一起为小学校寻勘校址，并且一同为之规划，此后更共同筹设学费公所。而范当世也为通州师范学校拟写过对联。等到师范学校建成开学之日，他还应张謇之邀，演说了建校的宗旨。

  张謇之所以要请重病在身的范当世作此演说，应是看到他对兴办教育的深刻的见解。范当世对教育的论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所作的《通州小学堂宗旨》中，而另有一佚事，更能证明其见解之非同凡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范当世曾一度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当时发生的一件让日本教习刮目相看的事，颇让他感到扬眉吐气。他在给夫人及三弟的信中述及此事：“日本十一人直蔑视学堂诸公，无一人上眼，吾甚悲之。吾病至初九全好，进堂三日，自十二至十六即日本过年假期，吾意总办必有宴会，至十四寂然，吾乃约张会叔具帖，请十六金陵春晚饭。至期，欣然皆来。吾入座时演说一番，其总教菊池真如暗室见赤日，喜形于面，敬谨演答，连翻译十四人皆肃立久之，然后坐。其后，一与吾问答，以至终席。各教员并多离坐致殷勤者，以两教有平行之身份，而各人益加敬也。昨日开学，菊池遂向总办言范总教之可敬，三江独得人矣云云。总办但喜述而莫名其妙。此吾为国争体面之一事，弟闻之必欣欣也。”

  陈三立在《范伯子文集序》中讲：“君虽若文士，好言经世，穷中外之务。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岁时会金陵，稍喜接乘时之彦及号尸新学者，上下其议论。余尝引梅圣俞‘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之句谑之，君复抚掌为笑也。”可见他也不只把自己当成一个文人，而是有着更高远的抱负。正是因为此，他才能洞悉腐朽的教育后慨叹：“孰使吾国开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犹不过百一，而全国之民至今犹沦于闇昧之域，则岂非文深之过耶！……又孰使中人以上之资，壹自腐于声读故训之间，头白而不悔，不但忘其身之别有事，乃至并不敢以作者自居，则岂不因六艺文深，举所谓千一百一之人才尽湮阏于此耶！”也正是因为此，他才能对新式教育有其更深切的认识。

  遗憾的是，才高志远的范当世，晚年一直为病魔所缠，他有首《筹议学费初集，余病困不能多言，卧听盘硕、季直二君谈，默然赞之》诗，诗题正反映出此时的境况。张謇对范当世的疾病也非常担忧。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五日，张謇为自己生日，特邀范当世于师范学校同饮，范当世作诗两首，回忆及两人的交游，并有“开轩吾病减，山翠复纵横”之句，似对前路尚满怀憧憬。然而张謇在当天的日记里却伤感地记道：“二三友好，若周彦升，若顾延卿，若范肯堂，均老病支离，不复能如昔时意气。思之可痛！”同年九月，范当世因张謇父亲十周年忌赴海门致祭，并沉痛地写下“纵向遗容掩衰病，当时儿子亦华颠”的诗句，而这衰病其实已无从掩饰，因为张謇已明显地感觉到了。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初，范当世因陈三立和姚叔节的电邀，决定赴上海看病，虽然张謇的三兄张詧视其病状，力加劝阻，但他终因治病心切而动身了。此后的事，张謇在日记中有颇多的记载，表现着对老的殷殷关切。

  如十二月五日的一段较长的文字记述，就是张謇对这位垂危老友一生的总结：“闻肯堂昨吐血瓯许，大狼狈，亟视之，甚惫。执我手附我耳而语，气息仅属，始为言尚不死若如何，医生言二日不更见血尚可支拄一二月，否则殆。继又言：‘子长我一岁，望节劳，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记之。’闻之心楚。三十余年之老友今无几人，年来图兴地方自治之基，肯堂预议论极多，亦甚资其助力，今察其病状至危险，可忧也。属一山代营衣衾棺木。殓用素服用衾，我为主之，州俗不用衾也。生平乡里知好，唯肯堂、彦升、延卿、子璹、曼君数人。曼君逝于旅顺已十二年。彦升上年亦大病，今犹未瘳，其病状与肯堂大异。肯堂病在形质，精神全无病，故虽极重而无乱言；彦升病在神经，形质全无病，故人视之无可忧，而时时自言将死，死必无以庇子孙。延卿颓丧而嗜烟。子璹治如皋小学校粗有成绩，而不能持久。肯堂、彦升于学界皆可有协助之能力，而皆有危殆之病，故虽数十年之交，分毫不能得其助，可痛也。闻肯堂此次自编诗文已成。论其诗文，非独吾州二百五十年来无此手笔，即与并世英杰相衡，亦未容多让。虽以不节于用之故稍被世讥，要其大段，明白公理，尚非他文人所能及也。”

   就在此记后五日，范当世病逝于沪。奔波于通海间的张謇闻耗，拟写了挽联，其代三兄写的一副云：“公无渡河，公竟渡河，人去丧归，忍听挽歌迎轊翣；昊天不佣，昊天不惠，麟伤凤叹，更堪殄瘁到州乡。”而自己的是：“万方多难，侨札之分几人，折栋崩榱，今后谁同将压惧；千载相关，张范之交再见，素车白马，死生重为永辞哀。”

范当世的灵柩返通后，张謇为主经纪了安葬事宜。第二年的元宵节，张謇与朋友登狼山望海楼，赋诗《与勖臧、久香、敬铭登狼山望海楼，追悼范大，并感梅生》云：“故人陈约在黄泥，观烧犹传隔岁诗。姓氏剧成耆旧传，欢嬉追溯少年时。苦求耕钓谁能偶，便数沧桑我亦衰。望海楼边寻石刻，伤心梅老共烟霏。”诗中流露的是痛失挚友而带给他的伤悲和孤寂，而这种对故友的怀念，则将永远地留在他的心底。如两年后张謇陪提学使陈子砺游狼山，诗中的“故人榻在浑殊世”，就是对亡友的触物伤怀。甚至到张謇去世的前数月，他在完成了一生最后一个工程——剑山文殊院的重建时，触景忆起早年与范当世同游此山的情景，写下了《剑山规建文殊院感怀范伯子》诗两首，并忆及那时共同创作的一副雷神祠对联，乃重为录出，还加以跋语：“清同治辛壬间，与范伯子同登剑山，僧请题雷神祠联，两人仿联句例，口占成之，不知伯子曾为书否。以山径之峭窄艰于登陟也，未尝再至，间问之人无知此联，并雷神祠亦若茫昧。噫嘻，今昔裁五十六七年耳，荒山古刹，变迁若此，遑论人世。謇营军、狼、黄、马亦八九年矣，未可独遗剑山，顷为改而新之，复雷神祠，而重书昔联于楹。掇旧梦于云根，怀故人兮泉下，江湖野老，感慨何如也。”这副两人共同创作的对联为：

百里蒙庥，山川大神止于此；

万方多难，云雷君子意何如。

  对联表达了他们对莽莽神州的深沉的忧虑，而这忧患的意识正贯穿了他们一生的岁月。或许，垂暮的张謇，也因为这副对联，又勾起他们之间那段曲折不平的交游的回想了吧。

（作者单位：南通博物苑。本文刊《张謇研究》2012年第3期）

编辑  高广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