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张謇书法的实用精神与美学性格/王志清

张謇书法的实用精神与美学性格

王志清

张謇有“同光间书法第一”的美誉。但是为什么他的书名不显，而且一般的书法史上往往也没有他的地位呢？用著名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先生的话来说，其“书名反为事业之功所掩矣”^[1]。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曾赠张謇楹联日：“陈太丘如是其道广，颜鲁公何止以书名。”^[2]这样的评价也绝非溢美之词，这个比喻性的赞誉，从书法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张謇的书名主要不在书道上，突出了他在非书道方面的功名。

张謇一生与书墨缘深，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美学性格，他的书法以才为书、以气为书、以功用为书，三者互补兼容，共融交通，其长处与短处均在此也。

一

   书法原本是最贴近民众生活的文化艺术，具有实用性、艺术观赏性两大功能。张謇的艺术观是功用性，而不是唯美主义，创作上不追求艺术的纯粹性。我们虽然不能寻找到他在这方面的论说，但还是可从他关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见解中来证明其艺术功用观的。张謇在《程一夔游陇集序》中是这样阐明自己的诗学主张的：“人有恒言，‘诗言志’。謇则谓诗言事，无事则几乎熄矣。”本于此，他盛赞程一夔的诗集《游陇集》云：“盖其于山川险阻，人物风俗，悉纪于诗；诗之不足，则援据图史。博考旁稽，原原本本，笔之于注。必有事在焉，无空作。与謇所抱言事之宗旨合。”^[3]张謇旨在言事的诗观与书观是一致的。他的书法，实践了他的这种论诗宗旨，充分体现了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履践和发扬。

   张謇在书法上刻苦用功，至老而不衰。他早年因为一心功名，通过院体、阁帖而进入书法门径，在书法上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书法的欧、褚笔意和法度。在他金榜题名成为状元之后，学其恩师翁同赫的浑厚凝重的书风，而后师法黄庭坚，临终前一两年还在潜心苦研怀素。这除了他的艺术嗜好，主要还是要从艺术的功用上来解释。

   美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对人的书写知觉的研究中说：“书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用内在的力量，将那些具有标准化的字母形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因此，书法一般被看做是心理力的活的图解。”^[4]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的书法正表现了他正道直行的人格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张謇自小志向宏阔，气魄过人。江泽民总书记就非常欣赏他十五岁时急应而成的对句，“人骑白马门前过，我踏金鳌海上来”。张謇生活在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变化的转折阶段，国家破败，民生潦倒。张謇的《释愁》诗云：“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六合荡荡谁汝幽，干金之剑意气酬。明明日与月，岳岳同山丘。”这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艺术表现。张謇思想的根基是孔孟儒学，形成了他“大同”“仁政”的社会理想。他在《致沈子培函》里这样表白云：“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因此，他毅然决然舍弃仕宦前途而救民众于水火，他以状元之声望，抱经世之才学，表现出“捐弃所悖，舍身喂虎”^[5]的热肠和壮举，其举手投足均情系国计民生，为实现他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之旨而奋斗了一生。他认为：“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6]即便是在临终前，都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吁：“忧国者以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7]

   张謇思想的核心，即功用务实。这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也在他的书法艺术中得到极其鲜明而强烈的显现。张謇为慈善公益鬻字之举，是很能说明这一点的。他以诗自嘲云：“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经寸蛟龙泽，满眼良苗济得无？”先生以古稀之年、赢弱之躯而鬻字为百姓谋，其人格品行之高尚可泣鬼神。因此，胡适在序《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高度评价，说其“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更有诗颂云：“讴思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

   张謇书法上的功用观，不仅使他的书法在审美与实用上得到了比较完善的结合，而在客观上表现出他的生命精神，形成了他的美学性格。

二

张謇书法是欧、褚、颜的底子。据他自己临书的记载，年轻时临褚遂良的《枯树帖》《圣教序》和颜真卿的《告身帖》《争座位》，四十一岁临《瘗鹤铭》，四十五岁临《曹鹅碑》。张謇中年以后，特别爱临摹黄庭坚，晚年还在临怀素、孙过庭。从张謇一生书风的演变情况来看，可为三个时期：早期(22-40岁)书风追求平稳，端庄正直，笔兼欧、褚，且带有柳意，代表作有《四时读书乐》等；中期(41-65岁)刻意求变，深得山谷之神韵，结体潇洒矫健，笔意坚韧劲拔，代表作有《墨竹赋>等；后期(65-72岁)融会诸家而用笔自出匠心，厚朴沉着，书卷味浓郁，形成了“张书”之气象，代表作有《东奥山庄记》《望稼楼联》等。

   因为实用的需要，张謇先生留下来的墨宝很多，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为慈善公益鬻字。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载有一则张謇卖字的启事：“南通前年歉，去年灾，农饥商疲而金融滞，下走岁人大觳，而所负地方慈善公益之责，年费累巨万无可解除，亦无旁贷也。求助于人必无济，无已惟求诸己。往者尝以慈善一再鬻字有例矣，鬻字犹劳工也，忽忽七十余年。今政七十，宁复胜劳，然无如何。自登报日起，鬻字一月，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业，皆可以金钱使吾之精力，不论所得多寡，限断一月。此一月内，定每日捐二小时于字，无一字不纳于鬻。”^[8]

   据记载张謇鬻字大致有四个时期：光绪三十二年，鬻字，时间为二年；民国五年，鬻字，有《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民国十一年，鬻字，有《为慈善公益鬻字启>； 民国十五年，鬻字，有《为慈善鬻字启>。

   鬻字的本身，足以说明张謇书法的功用精神，体现出他临帖和创作之旨归。另一方面，也可见其书法的造诣和影响，可见其对自己书法艺术的自信。

   其二是题名、题字。

   张謇在母里的师范和特殊教育上倾注的心血甚多，这些学校里的校训，很多是出自他的手笔，如《通州师范学校礼堂联》《通州师范附属小学校校训》等。到了晚年，张謇题写的碑额更多，不仅有求必应，而且主动为南通的人文景观妙笔生花。在文天祥自通州入海南渡处，张謇书“渡海亭”，并撰文写碑《重建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记》。另又有文天祥马墓诗碑，骆宾王墓门题联等等。他的集字题额有：“石林阁”（集隋龙藏寺碑字），“宛在堂”（集汉礼器碑字），“清远楼”（集晋王羲之字），“南楼”（集唐褚遂良字），“与众堂”（集唐颜真卿字），“迥碧楼”（集宋太宗字），“适然楼”（集宋黄庭坚字），“水西亭”（集宋米芾字），“自西亭”（集明董其昌字）等等。这些题签，或奇逸劲拔，或委婉厚拙，或雍容淳古，或雄肆天纵。

   其三是日记和文稿。

   中国书法艺术自古以来就与信札、文稿、日记等有密切关系，比如王羲之《十七帖》之类的信札，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这说明书法始终保持着艺术的实用功能，成为书法家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张謇自二十二岁开始，坚持每天以小楷记日记，一直到临终前十四天提不动笔为止。其日记除了为我们研究张謇的生平思想提供可靠的资料，也是一份难得的书法艺术品。张謇的信札和文稿，多是用行楷写成，随意洒脱，有不少浑然天成，很有墨趣，如《民国书法史》第194页所选录的函件。

概言之，张謇的这些作品，旨在实用，充分显示出书法贴近社会生活的艺术功能。但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其书法作品难免就有急就式的草率，有功利性的应酬，自觉而不自觉地走离了书法创作的纯粹性，因此他的遗墨在艺术上就有了优劣之悬殊。

三

   书法理论家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一书中把张謇誉为“以行书闻名”的重要书法家。他在研究了张謇的信札之后这样说：“张氏精擅书法，学颜而掺以欧阳率更。立意沉醉，外柔内刚；字体馨远，举止安和。有隋唐楷行嬗变的风采。”认为张謇“晚年随意所书，奇逸劲爽，自由营造”^[9]。虽然孙洵没有全面展示张謇的书法创作，张謇真草、隶篆都有佳作存世。但是，张謇的确是以行楷为主，以行楷最显个性，这一点倒是让孙先生准确言中的。盛唐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张怀璀说：“然草与真有异。真则字终意终，草则行尽势未尽。或烟收雾合，或电激星流；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威神，飞动增势，岩谷相倾于峻险，山水各务于高深；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情；虽至贵不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量其力。”（《书议》）张怀璀是比较草、真来突出草书在表现情感上的优势和特点的，应该说无论真草，而只要是佳作，都是灌注进了书法作者情感的。比较而言，草书比真书在表现情感上来得更加鲜明，更能显示书者的个性特点。张謇书法亦然。

   张謇的书法是欧、褚、颜的底子，而从他的遗墨《墨竹赋》等作品看，他在黄山谷上下过很大的工夫。民国四年他在致儿家书中说：“学山谷书，须知山谷之所学，山谷用俯控之笔，得之《瘗鹤》，褚河南《永徽圣教序》即俯控之笔，可体玩也。山谷于平直处、顺逆处须注意，须观山谷谨严之字，乃能悟其笔法。”这是他自己研习黄庭坚的体会，看来他自己是在研究黄庭坚书法上大获裨益的，于是也希图儿辈也能临贴黄山谷。

   张謇为什么对黄庭坚这么感兴趣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晚清咸同间书坛，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力倡骨力，碑学成为主流。以张謇中年的书法来看，竖笔直锋，墨线集中，虽参以隶、碑意，苍茂厚朴，毕竟正锋太过，拘苦谨紧。我们可以这么推断：张謇取黄庭坚书法以侧险造势之长，而弥补圆熟稳正、直露径切之短，张扬其激切、坚挺和硬励的个性。

   康有为对黄庭坚书一言以蔽之云：“力肆而态足”（《广艺舟双楫》）。这样的概括是很准确的。“力肆”，则有“峭拔”的清健雄放；“态足”，则是姿态横生，生气远逸。其实不仅是黄庭坚，整个宋人的书法就是偏重仪态意绪。康有为认为：“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鸣》而加新理。”（同上）明嘉靖进士张谦也说：“山谷老人以鹤鸣为书祖，楷法妍娼，笔势纵横。”黄庭坚的书法是才气加灵感，张謇学黄是学其纵横肆意而天籁自成。特别是山谷瘦劲清拔的一面，更符合他的美学趣味，与之生命精神息息相通，也更适合表现其坚忍不拔、独立自强的人格力量和思想情怀。苦临黄山谷，激发了张謇的创造活力和生命精神，因为创业艰难而又万险不辞，张謇在从事创作时血脉贲张，声气奋扬，万毫齐力，使他往往在诗意的沉醉中而神超理得、天机骏发，形成了他特有的个人面貌。

但是，因为强烈的实用精神所形成的尚重功用的书法美学观，使张謇功用之心太过，又由于其为人处事过于谨重拘谨，在书法表现上的负面影响是：庄茂十分而乏疏拙之韵，俊朗非常而少天真之态。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以为，作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心思微，与“入兴贵闲”（刘勰）的理论是一致的。而张謇之书法在骨韵兼擅、苍秀并重方面表现不突出不协和的主要原因，以及他最终不能成为超一流大家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吧？

参考文献：

[1][2]《张謇书法选》，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

[3]《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5]《张季子九录·实业录》，中华书局，1931年。

[6][7]《张謇全集》第4卷第90页、第21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76页，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

[9]孙洵：《民国书法史》第19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本文刊《张謇研究》2005年第1期）

编辑  龚卫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