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误籍”与科举功过/张光武

张謇“误籍”与科举功过

张光武

今日中国，开始反思张謇、张詧与近代教育之关系，这是中国教育长廊通向未来必经之节点。而言及张氏之教育，则必涉张謇名句“父教育而母实业”，必举其与张詧所办370所学校之众，必述南通师范、南通女师、南通紡校、南通博物苑、南通聋哑学校、南通伶工学社和南通更俗剧场等十多个跟教育有关的中国第一。上世纪初，张謇、张詧兄弟父教育母实业，利始义终，至毁家兴学、举业助学极致，古今仅有，叹为观止，最近30年，学界多有论及，惜多止乎就事论事，未谙细部而难事深究，重要细节易从笔底轻轻滑过，久必如读标签，读者视为当然，轻风过身，无味无觉，难留痕迹。其实张謇、张詧一生，视教育为诸业之最，譬教育为父而实业为母，举实业以助教育、慈善、盐垦、交通、社会公益和城乡建设诸业，其教育观之核心，是祈国家之富强，寄民生在民智，既有中国兼济天下文化基因传承，又有因时而进之巨大突变，故探视张謇之教育观，最宜从其所处非常历史时期、早年经历及其人心路历程切入。

早年误籍和科举情缘

时人论张謇，多循矩先视其身份标签，是为状元实业家，为中国绅商代表，此种认知路径应可确认。张謇早年走的正是科举入仕途径，即九成九以上中国读书人必走路径。

张謇履历不必重造, 其早年经历不容忽略：

张謇出身海门常乐镇农家，至父亲张彭年一代始读书识字，止于能读完诗经，能做七言诗。张謇四岁，即从父亲识千字文。张謇五岁、张詧七岁，入邱氏学塾。张謇十二岁，张詧十四岁，父亲为延宋郊祁（蓬山）在家设塾就读，越二年，宋蓬山故，继至西亭其子侄宋璞斋、宋紫卿处续读。其时科举，举凡祖上三代无人进学，即无报考资格，是为“冷籍”，如欲报考，乃须找同族中有此资格者或是廪生认保，同县廪生派保。而宋璞斋先生似不赞同此种办法。

至1868年，张謇十六岁，张彭年由业师宋琛（璞斋）做主，为其介绍如皋张駉、张镕父子，由张駉认张謇为族亲，过继给张駉亡侄张铨为子，改名张育才，报名注籍，到如皋参加县试，一试即返。张彭年将信将疑，迫于宋先生催促，遂付张駉父子报酬三百卦（通俗钱八百为卦）。不想张謇到如皋后，张駉擅自改其籍贯履历，既木已成舟，乃一路参加县试、府试、院试。张謇是年顺利考上秀才，于张彭年父子而言，本属示庆之事，亦曾重谢宋师，不想磨难自此接踵而至。先是张駉、张镕欲壑难填，乃失信翻悔，据前事敲诈张家不休，先索银一百五十元，继索八十元及二百二十元约券。第二年，张镕又持约券索银，张彭年不得已，只能贷银一百五十元给他。不到一月，张镕又到西亭宋先生私塾向张謇逼索，如此前后纠缠四年之久，宋璞斋先生卸责于不顾，张家被闹得家道中落，无法继续满足张駉、张镕无休止勒索。张镕恼羞成怒，竟将张謇告入县学，张镕本人桃代李僵，自认原名铨，告子张育才（即张謇）忤逆，学官不察，遂将张謇拘入县学，前后三月，始获释而归。张謇忍无可忍，自行递禀检举，备述前情，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明察秋毫，兼怀惜才之心，乃主持公道，出面调停，又得海门训导署训导赵菊泉恩师等仗义相助，寻张铨生母张陈氏作证具道实情，张駉、张镕见事败露逃逸。孙氏遂将事具报江苏学政，逐级上书礼部。

其间一波多折，如皋学官杨泰煐欲阻张謇归通州原籍，乃流言中伤，更获如皋知县周继霖助虐。张謇二十岁时，四月初一夜，“与叔往如皋谒学官”。“时日向曛矣，大风雨密“，张謇突获消息，“学官董事辈关通知县”，已发出传签拘捕，必制张謇“无他遁之途”。事情陡变升级，叔侄俱惊悚不已。张謇惊惧中“乃藏钉鞋衣底，蹑敝鞋笼灯独出”，因县衙在北，乃避其居所近之北门，夺路东向走，一路“折出东门，过桥骤风灭灯，时甫竣城河，缘河泥淖深二三尺，连属不绝，虽雨势稍细，而云黝如墨，立桥下久之。易钉鞋，而藏鞋弃灯，持盖柄为杖，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险易，行十余步辄一蹲。足陷泥淖及踝，钉鞋屡堕，撑杖起而行之”。其景状狼狈，苦不堪言，“东门至北门才三里许，三四时始达”。已是“外雨内汗，襦裤尽湿，足疱累累”。当时的张謇，“忿火中烧，更不知有何畏饰，亦辄作利刃砍仇人头之想；又念父母在，不值与鼠头并碎”（《张謇全集》第五卷，《归籍记》）。

此后张謇颠沛如皋、海门两地，家财殆尽，至二十一岁，误籍案终告段落，礼部准许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张謇得以归籍归宗。可见即有“冷籍”一说，各级官员仍重人才而秉公裁定。

张家经此劫难，已成危垒，累计负债千金。张彭年有五子，张謇、张詧外余子请父张彭年均分家产，三子张詧慨然提出，所负外债皆由张詧与张謇共任之，计尽卖产抵负，犹不足。于是，自经张謇误籍被诈后,家境日蹇, 频临破产，生母金太夫人病重之际说:“人子当先知服劳，汝父辛苦甚，无有替者。汝兄弟可一人读书，一人治生产。”张詧不假思索，再次主动将读书机会让给弟弟张謇。而张謇自经大难，感愤于心，益发苦读不已。22岁时，惜阴、钟山两书院取第一，又应聘时任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秘书；24岁时，岁试第一名，入淮军吴长庆提督营为军幕；27岁时，科试第一称贡元，应总督、巡抚、学政三院又取第一，直至42岁甲午恩科大魁，张謇没有辜负父母和三兄张詧的期望。

时隔二十四年，张謇难忘旧事，乃作《归籍记》备述其感。篇末有言：“今距事二十有四年，当年仇怨之端，亦既歔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撄我胸臆？排比而记之，以示后人。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祝福之笃，并不可弭忘。而乡里有类我者，毋更被愚。”

误籍一事，是张謇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理纠结，从此在他心底烫下至深烙印，也铸就了他终其一生智民脱愚的平民情结和民生梦。

张謇早年误籍和后来甲午恩科大魁，皆由科举，是为败也科举，成也科举。张謇之于科举，乃有萦绕半世的情和缘。

中国科举回眸

张謇误籍，起自科举，张謇归籍，亦赖科举举才之德。然科举废止近百又十年，多遭无妄之灾，如今不可不予辩诬。

中国之科举考试，起于隋，成于唐，完于宋，强于明，而衰于清，历时一千二百九十八年，虽经朝代更迭，时势变迁，仍曲线上行，其生命力可谓久长。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也是自隋时起历朝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因采分科取士办法，故名科举。

隋文帝时，首取分科考试选拔官员，意在打破贵族世袭乱象，直接从民间选拔人才，进以整顿吏制，清明政治，前无古人，横空出世，无疑为公平、公开及公正之径。时隔千三百年，回观来路，历朝大量人才皆崛起于民间，发轫于科举，国因人才而强，国因人才而兴，至1840年前，中国仍因其国力之强而四方来归，徳垂天下，这是事实。故因有科举，天下士人，人心思进，是为进士。环视宋、明、清之名臣能相，国家栋梁，进士出身居多。至明太宗时，更将以科举录取进士视为“国家取人才第一要路”。（《明太宗实录》卷28。）于是便有“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之象（《明史》卷69《选举志》）。晚清之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诸公皆由科举入仕，而即以千古一人之状元张謇论，其一身道德、学问、见识，亦与科举教育有极大之关系。

科举之于知识普及和民间读书风气，更具主推作用。科举之风，延及东亚之日、韩、越南诸国久矣，至十八世纪，科举亦极受欧洲启蒙运动推崇，被视为摒除权力干扰，保证公平和公正选拔人才，保持社会阶层流动之制度楷模。故中国绵延1298年的科举，其确立公平竞争机制、彰显公正平等精神当属无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张之洞、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然自1905年废科举起，其后一百年多年，贤人者一意前向而无暇论及具象是非，闲人者多事，乃使科举一直被莫名妖魔化，饱受盲目无端批判鞭挞，甚至引为诸事祸首，令其承负本不该由其承担之众多罪责。其间，更有将晚清官场腐败和落后挨打一概归咎科举，错乱本末，倒置前后，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张謇之弃官从商和引进西方教育，亦被视为与科举之决裂，然遍阅《九录》（张謇：《张季子九录》，为今《张謇全集》蓝本），而未见有与科举决裂之语，盖张謇引新学乃实旧学，而非弃旧废旧，更非一刀两断，视为仇怨，一笔抹黑科举，读史治史宜慎思之。

其实，举凡社会每临变局，人心涌动，常多理智受制情绪、判断让席成见之象，且多张冠李戴，本末倒置之误判。而后世从攀诬下石之势，凡事不做深究，以讹传讹，一讹再讹，便成百年沉冤。

百年前清廷启动新政，始于康梁维新之议的废除科举终成定局，此非常之时，非常之举，拔起萝卜带起泥之象，史界当见多不怪。此其一。

个案千面百孔，毕竟不能以偏概全而代替全部。科举固非完美，制度亦有缺陷，科场失意者，多有才人，蒲松龄便为一例，张謇之遭遇因“冷籍”而“误籍”厄运，其中应有科举之瑕，致其被奸人所愚。但后来得以归籍，仍赖主管科举之知州、学政知人惜才，即有“冷籍”之说，仍唯人才是重，明定个案。至于明清两朝进士，近半为祖上没有读书或入仕之“寒门”出身，这也是事实。此其二。

故凡事宜慎审反思，治史尤然，官本位之于科举，乃官本位在先，科举在后，绝非因科举而生官本位。隋时首采科举取士，即有遏制官场乱象、打破官本位现状之因果思考。世上各种制度，其创制之初也勃，其随时日消亡也忽，惟科举不然，其历时1298年，始起乃成，成而继完，完而走强，始终行走于上行曲线，足见其生命力之顽强，且因时渐进，合历朝鼎新革旧、整治吏制之心。故科举之于官场乱象和官本位，本为官场乱象和官本位在先，科举在后；官场乱象和官本位为痼疾，科举以公开、公正、公平之象示世，为遏制官场乱象和官本位之良药。后世切莫人云亦云，指鹿为马，乱了自家心智，同流历史现世之乱象。此为其三。

张謇弃官从商，不能视为与科举决裂

科举既废，教育何由？晚清政局，败于专制政体之腐败，败于国民素质之日下。张謇之教育观，即以启民智为要，振兴国民素质为本。张謇有言：“欲雪其耻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又言：“工苟不兴，国无不贫之期，民无不困之望。可以断言矣。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教育者为万事之母”（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在其《请创办地方实业教育致端抚函》中更坦言：“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开民智。顾念今日，岂唯民智不开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开悟者复有几人？”（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张謇之教育观，对中国传统教育有其传承一面，又有图新突变一面，而备言其于“民智不开”、官智、士智亦然之忧。其人赤子之心，宜当正视。

此前数千年，泱泱中华，教育为本，教育兴邦，为何走到晚清就走不下去？其中原因，在于世界日新月异，中华闭关锁国，夷人之技，夷人之术，夷人之文化教育，日渐更新而胜我一筹，故步自封，必置我于不振，中国当何以自处？

当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惟具自知之明，唯取文化转型，俾获取民族之自主能力及自主地位。故张謇所虑，含较多文化自觉和文化转型成分。康梁之维新主张，他赞同；日本之维新新象，他亲历目睹。世界在变，人类文明在变中求强，中国不变，更待何时？文化转型，首在教育。张謇所言教育，所言学问，所言民智，应为世界之教育，世界之学问，世界之民智。而中国之富强，乃系之于世界之富强，系于世界之文化、世界之科技和世界之教育。故中国之教育，应将世界之文化、科技和教育新象尽纳于中。张謇曾言：“大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教育者为万事之母”。张謇和张詧在教育布局和教育内容上，揽工（纺织）科、农科、师范、医科、商科、建筑、法政、巡警、船政、水产、航海、蚕桑、伶工（戏剧）、女红（绣艺）之大胜，而以师范为最，盖师范者，教育之母。于是，为开启民智，强国富民，张謇和张詧决意将教育做大做强，其与历朝之以科举行教育求人才异曲而同工，旧瓶添新酒。而求做强，就须虚心师夷，“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易取法.苟人之短处,虽近在咫尺,亦不可学”（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

张謇之教育观，多涉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之改革，而将眼光投向世界之新象。张謇曾言：“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又在“人不同世，世不同地，地不同事，事又各有其不同”，乃“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必因其所以明而盖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其论力阐教育之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其时废除科举已成定局，兴办新学势在必行。张謇不是反对科举本身，而是在中国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认清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上亟需观察世界，适应世界，接受世界，学习世界，具“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张謇、张詧在南通和南通以外地区所兴教育包括盲哑学校、育婴堂、幼稚园、商业学校、蚕桑讲习所、工商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伶工学社、法政讲习所、巡警教练所等不下几十种，其中小学370所，职业学校20多所，中等学校21所，高校3所（仅南通地区），形成以基础教育和农、工、商、科学技术为中心，包括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而通州师范、通州女子师范、纺织专门学校、盲哑学校和伶工学社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皆为首创。张謇、张詧兄弟在引进西学以实中国旧式教育上，可谓心志既定，踌躇满志，就有后来之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张謇深衔误籍“被愚”之痛，由己及人，虑及天下民生民智，故在其论述中，着重教育对象之思考，他的“不民胡国，不智胡民”，“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和“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开民智”，是把教育目标设定为开启民智，将教育对象设定在全体国民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其兄张詧撰联更具形象，联云：“大水欣怀向若情，九宇同春为至乐。”张謇、张詧的教育理念与后来实践，惠及广大弱势群体，乃与其人出身农家，与因“冷籍”而“误籍”旧事千丝而万缕，具心理层面之深度联系。

张謇、张詧一生以民生理念大兴盐垦，所创各盐垦公司始终把开学校办教育纳入主要规划。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张詧与张謇还共同捐资，在南通西门外建成栖流所，收留乞丐并培养他们习艺能力，又在南通创办大量补习夜校，游民、妓女均可进入张氏创办的“济良所”接受文化教育、培养就业能力。张謇将助残列入民生大德，他认为，盲哑人也应有自己的学校，张謇创办的狼山盲哑学校，正是中国人为盲哑人建立的第一所学校。

故张謇、张詧的南通教育模式，无论教育内容还是教育对象，较之历代科举，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革新和进步，为后世开一代新风，其平民教育，后继者中便有梁漱溟、陶行知辈。

张謇四十二岁之进京参加礼部会试，乃因其兄张詧在江西任上去信促父亲张彭年，合力催嘱张謇所致，连应试文具皆由友人处借得，后之治史者据此认为张謇之于科举，已是心灰意冷，成见已深。其论貌似有理，其实片面。细考张謇被动应试，尚有一层重大原因：

自光绪九年（1883年），张謇从汉城军幕归里起，即与其兄张詧、友人沈燮均共谋家乡建设，先是通海乡民织布为生，久苦捐税繁重，乃谋减花布捐税，助乡民脱困。继之“散振平糴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又办通海滨海渔团以保护渔业。光绪十一年（1885年），于家乡海门兴养蚕业。是为其民生事业之先声。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随孙云锦由安庆至开封，规划黄河决口工，启后来领导全国水利建设之预演。光绪十四年（1886年），张謇先后长赣榆选青书院兼修县志，长太仓娄江书院兼修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至东台校县试卷兼修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年），长崇明瀛洲书院。五年间，张謇先后为三所著名书院山长，开始渐入教育之胜景。

此十年间时势又已大变，天下早非昔日，中国已处巨变前夜。变则进，不变则退，而条条大路，皆通罗马。人因时变，张謇亦今非昔比，其思接中西，神游古今，乃天马行空，握文化自觉智珠，求强国富民之途。其所欲所为者，乃“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民生大业”，为前人思所未逮行所未及，更为常人匪夷所思。故其甲午会试虽于不意中终成正果，随辞官归里，创办实业教育，乃在其责任愈巨，视野愈阔，心中想做、手头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大之故，而绝非对科举本身持有殊深成见。

后事之兴，当念前事之功，切断新式教育与科举教育之传承关系，实为不智之举，故张謇之弃官从商和引进西方教育，不能简单视为与科举之决裂。

科举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人才之考试制度

以当年张謇误籍归籍事论，亦可见科举教育在政府责任和道德伦理层面所承受责任之重。科举实质，乃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人才之考试制度。人才兴邦，人才强国，人才维系一国命脉，故向受极大重视。清代科举，以县试、府试、院试及录取生员一轮视之，自县试起，即由地方正职官员亲自把关，层层选拔。县试由州县官主持，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最后院试则由学政主持。

清代学政系朝廷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官员，统称 “钦命提督某省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亦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可知。学政按临各地，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此轮考试称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往府、州、县学学习。各省提学官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生员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称科举生员。学政又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之责任。故张謇归籍一事，最后乃由孙云锦具报江苏学政，继上书礼部得以解决。其中力促其成者为知州孙云锦，拍板者为学政，礼部最后走个形式。

科举兼重学问道德，张镕诬陷张謇，不敢从误籍事下手，盖伊本系铃人也。乃将错就错，李代桃僵，以已死之人，诬告张謇不孝，清代以孝治天下，不孝是为重罪，故有后来一番磨难折腾，足见科举对人才之选拔极重品行道德，政府各级官员不敢轻慢懈怠，而其间辩诬之审查更重调查和实据，必要到后来水落石出、真相见底，天平两端，忤逆既已证伪，误籍事出可悯，自然抵不上举荐人才之德。足见官员之爱才惜才之心，说明即有“冷籍”制约，仍视选拔人才第一，上下贤吏，观念一致，亦可见民风政风并未尽坏，诚信犹行。故曰科举教育在政府责任和道德伦理层面所承受责任至重。

科举者，考试制度，其实与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是两个概念。晚清科举之弊在其所取考核内容与考试形式已然落后出局，张之洞、袁世凯奏请中，乃以“推广学堂，咸趋实学”为要，所指即为形式和内容之除旧布新。然科举既废，履痕犹在。后来孙中山创立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设“考试院”一节，即源出科举考试传统。今之国内高考，分省录取，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卷头装订不示，杜绝阅卷者与考生串通舞弊，其法即取诸科举考试。而孙中山之于科举，评价至高，1918年，孙氏曾言，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孙中山文集》，《宪法为立国之基础——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时的演说》）。

俱往矣，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张之洞、张謇、梁启超等竭尽己能，历洋务，变法，维新，实业教育救国，一路行来，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歌可泣。从来改革之势如河行险谷，时有激浪飞沫，所兴所举，矫枉过正有之。七日试玉，十年辨人。历经百年，时空距离已然拉开，庐山既远，当识真相，比照现状，对历时1300年科举评价之沧桑巨变，理应更具客观理性之认识。荷兰历史学者盖尔有言：“历史本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其言确否，尚待时日佐证。惟愿百又十年后之今日，治史者能截金裁玉，对中国科举作出公正理性之评价。

                2013年8月8日13：26 一稿

                2013年8月10日20:03二稿，时持续多日之暑热已渐见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