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謇的《美人石记》/赵 鹏

读张謇的《美人石记》

赵 鹏

《美人石记》是张謇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因其文笔冷隽，寄意遥深，能寓跌宕于自然，民国以来曾被许多古文读本收录，故而流传甚广。文章记述的那块假山石，最初是明代通州城内顾养谦的珠媚园中物，后来园林几度改姓，到晚清时石随园废，颇受冷落。当时有位狼山总兵动用自己的权力，将此石运往长江对面的常熟，想用以巴结曾为两代帝师的大僚翁同龢，不想翁氏没有领情，于是石头便被抛弃于江边。数年后偶被张謇看到，感慨于心，等到营建博物苑时，忙着请人将石运回，安置于博物苑假山的中心部位。《美人石记》就写于那个时候。张謇记述此石曲折的遭际，主要用意是想说明私家之物难于世代相传的道理，希望唤起人们的公共意识。

张謇手书的记文就镌刻于那块石上，虽然经历百年风雨，字迹已渐漫漶，但总算还能辨识。细读这篇文字，偶然发现了张謇的一点文字错误，原来那位运石往常熟的狼山总兵朱洪章，被张謇误写成朱鸿章了。

朱洪章是湘军中的一名悍将，在攻克天京时立过头功，《清史稿》里有其传，也能算是个有名的人物。只是张謇与他不曾有过接触，宜乎只记其音，把名字给写错。

名字这个错误尚且可以原情，看他把运石时间写成“光绪癸卯”，那就与事实不能相符了。光绪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此时朱洪章已死了八年，单凭这一点，也知那个“癸卯”必然有误。《张季子九录》收录此文时，编者可能已感觉到这个错误，于是将“癸卯”改成为“癸巳”，癸巳是光绪十九年（1893），这个更改自有其道理，所以后来的各种古文选本乃至《张謇全集》，都根据了这个改动。

如果把“癸卯”看成是张謇的笔误而改成“癸巳”，这是认“卯”字为误；其实也有可能误在“癸”字，那么同样还可以改成“辛卯”，因为辛卯是光绪十七年（1891），这也有可能符合当时情况。要弄清究竟，最好就得看看朱洪章任狼山总兵是在什么时候。不过这事也那么不容易，民国《南通县图志》的职官表，对前清武职官员的记录就极为粗略，根本不提他们的任职时间。至于一些有关朱洪章的生平的文字，也难免有矛盾之处，如网络上通常的说法云：“光绪十五年（1889），两江总督曾国荃调洪章署海防营务处，次年复署狼山镇总兵。十七年（1891），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调洪章统领太湖水师。”依此说法，朱洪章运石就只能是光绪十七年辛卯，因为就在本年他又调任了。

朱洪章死后，张之洞曾为他专门写过奏折，在这个《为朱洪章请恤折》里，张之洞说他“光绪十四年十月因病开缺，十五年正月病痊销假，经前督臣曾国荃奏留两江，委办海防营务处。十六年三月署福山镇总兵，十七年六月统领江苏留防水师全军，十九年二月委署狼山镇总兵”。依照这个履历，朱洪章的运石又只能是光绪十九年癸巳了。

记述的差异还不仅上举两种，如《清史稿》的朱洪章传，又谓其“（光绪）十五年署狼山镇总兵，二十年张之洞檄募十营防金沙卫，二十一年卒于军”。这与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里记他“十五年忠襄奏留江南，署狼山镇总兵。二十年倭人犯边，南洋大臣张公之洞令募十营防金沙卫，明年夏卒于军”相一致。如果照此为准，则无论辛卯还是癸巳，又都在狼山总兵任，都有可能是运石的年份。

其实，无论是辛卯还是癸巳，都面对着一个史实，即这两年内，翁同龢并根本没有在常熟家中待过。非但这两年，从光绪十五年为修墓而告假回乡一次，直到二十四年开缺回籍，这期间翁同龢都住在京城，并未回过常熟。由此看来，朱洪章的送石，固然是自说自话、一廂情愿，而其遭拒收，也不可能出于翁同龢的当面辞绝。至于朱洪章当时是如何被拒绝的，可惜没有留下当时的文献记述，我们无从知悉。但这件事又不可能只是传闻，因为张謇写这篇《美人石记》，有朱洪章过去的部下知其情，甚至还要求将朱的名字写进文中的。

以往读《美人石记》，对末句的“朱之旧部请记朱名，即不请，亦应记以征实”，只是觉得这些旧部实在不可理喻，取他人之物而巴结权贵，已够让人不齿，还有什么颜面想借此来留名。现在则佩服张謇的文笔犀利，轻轻一点，不露声色，就把此人钉上了耻辱柱。

  （作者单位：南通博物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