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海垦牧公司的大农业生产尝试/羌建  王敦琴

通海垦牧公司的大农业生产尝试

羌建  王敦琴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清，已是一片衰败之象，内忧外患，国力疲敝，救国思潮由之兴起，一批有识之士更是前赴后继从各个层面进行尝试。洋务运动失败后，实业救国浪潮继之兴起。在这股浪潮中，南通的张謇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探索者，不仅造就了近代南通的辉煌，而且以南通为中心点向周边辐射，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其中，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建开我国近现代大农业生产之先河，并开启了中国近代沿海大开发的序幕。

缘起

   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是张謇基于对时局的仔细考察分析，并结合自身实践提出的对于实业救国运动的独特思考。张謇向来说到做到，他不失时机抓住清末新政的利好政策最终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

一、“实业救国”浪潮中的张謇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状元及第，这一年，他42岁。此时，国际资本主义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日益腐朽，而不甘于任人宰割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却在困难条件下，开始学习西方科技，兴办实业，壮大国家实力，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也开始萌芽生长。

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随意设立工厂。这让张謇极其愤慨，并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忧虑不已。为此，他甚至上书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质问他：“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1]。在代张之洞草拟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提出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尖锐地指出日本蓄意瓜分中国的实质在于“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他预言西洋各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中国则“事事曲从，无以立国”。在张謇看来，巨额赔款，“必由民贫而生内乱”，而允许外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影响小民一线生机”，“必由民怨而开外衅”^[1]。张謇看到了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已使中国民族工业岌岌可危，“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1]。要改变这一状况，只能通过振兴民族工业以自救别无他法。

面对政府的腐朽无能、民族经济的危机和全国上下一片“设厂自救”的呼声，张謇毅然决定放弃仕宦前途，改弦易辙，投身实业。张謇的家乡南通久为我国产棉重要之区，“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1895年后，更是“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张謇对此痛心不已，在他看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2]。为此，张謇决定利用家乡棉产优势，兴办机器纱厂。1895年，张謇开始在南通筹办现代纱厂，取《周易·条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是爱护生命”之意，张謇将纱厂命名为“大生”。历经艰难，纱厂终于1899年正式建成投产。由于迎合了当地传统家庭棉纺织业对于机纱的需求，纱厂获得了快速发展。

二、大农业观的发微

   张謇的大农业观是在其创办实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一，与传统的家庭纺纱方式相比，机器纺纱在生产效率上提高了近百倍，其发展壮大必须建立在棉花优质高产的基础之上。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南通则有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及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副厂，每年用花衣426784担。海门则有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92560担，启东则有大生第二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80900担”^[3]，稳定的原棉供应是近代纱厂生产经营顺利的重要保障。其二，对近代棉纺工业来说，关键问题还不是国内棉花供给的数量不足，因为国产棉花不够可以从国外大量进口，问题的核心是廉价优质棉花的取得。据测算，每1件(包)20支棉纱，其原料棉花价值约占全部成本的77%^[4]。且纱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因此，棉纺织工业获得发展、工业资本家获得利润，关键一点是降低棉花成本。然而，生产大量廉价而优质的棉花原料，是传统的小农生产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謇形成了他的大农业观。他的大农业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大规模集中化生产观。张謇倡导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一方面出于对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零散式生产难以适应近代机器化发展需要的忧虑，一方面出于利用南通沿海大片荒滩，充分利用资源的考虑。早在1895年筹办南通团练，规划沿海防务时，张謇看到通海交界处“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2]，就主张“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5]，推广果木、桑棉等经济作物，发展农牧业生产。张謇眼中的这片荒滩就是当时的淮南盐场所在荡地。淮南盐场最盛时北起阜宁庙湾，南迄南通之吕四场，跨盐城、东台、泰县、如皋诸县境，绵延近六百余里，有盐田2000数百万亩，盐场20处，产盐极旺。后因滨海新淤日涨，海势东迁，旧时盐场荡地去海日远，潮汐不至，滷气渐淡，盐产减少，大半荒废。据嘉庆年间统计，盐区已减至近600万亩，其中除少量已垦熟地及部分寸草不生之地外，荡地至少达五百数十万亩。在土地严重浪费的同时，清末却有大量的从土地中被排挤出来的农民，四处流亡，这对清政府的统治无疑是一个威胁。因此，要求开发荡地的呼声也就随之而起^[6]。而由于其特殊的地质成因，这片荡地土质均为冲积层咸性颗粒，加以改良便极适宜棉花等农作物的生长^[3]。

从组织形式上，张謇决定采用公司制，因为“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公道也，西人凡公司之业，虽邻敌战争不能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2]体现出他规模化大农业商品性生产的思想特征。

2．农工商一体化发展观。张謇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有着全面而精辟的理解：“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未有能澈首尾一以贯之者，无始则无以资于人，无终无以资人，而无策于中，则无以资人资于人。”^[2]在张謇看来，农工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将三者联为一个整体，通过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产业共同持续发展。就农工商三者各自而言，农业又显得尤为重要：“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5]纱厂成功之后，“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辄毅然担任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2]其中“期辟此地”，即为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可以看出，张謇兴办实业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是深思熟虑和适应实际需要的结果。

三、契机：清末新政

清朝末年，列强大举入侵，加上列强的政治压力，清政府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鼓励发展实业，重振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政策措施。20世纪初，清政府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奉旨要求在江浙等地垦荒兴农。张謇利用这个机会，努力向刘坤一寻求支持，终于使刘坤一代为上奏朝廷，并于1901年颁发关防照会，代表清政府正式批准张謇组织通海垦牧公司开办盐垦事业。经过一年的筹建，1901年5月，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第一个工业配套型规模化大农业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将西方公司制引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农业生产单位。

经营特点

通海垦牧公司将西方国家的公司经营模式引入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并不是简单地直接照搬经验，而是结合了地区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吸收其成果，经过长期的艰难经营与经验摸索，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

一、综合开发利用沿海滩涂资源，变废为宝

开发利用沿海滩涂资源，变废为宝，是通海垦牧公司经营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垦区土壤盐碱严重，但沿海荡草资源极为丰富，公司便因地制宜，利用这些自然资源，铺生盖草，防盐保苗。铺生(或称挑生、挑沟)就是将挖出的沟泥，铺在田面，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位，加速土壤淋盐。盖草(或称益青、扣青)是在田面上铺一层干草或绿肥，使盐渍土表面增加一层疏松隔离层，减少地表蒸发，抑制土壤返盐，增加土壤有机质，发挥自然雨水淋盐作用。公司还规定:冬季少种三麦，只种少量蚕豆，尽量多种绿肥和冬闲滋长的天然植被，覆盖棉田^[7]。这些措施对于改良土壤、增加肥力、增加有机质含量、促进棉花生长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张謇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对于垦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是有一番长远打算的。他曾专门就此提出设想：“海门言垦利至近者十年，远或二十年。自筑堤至能种棉豆粟麦之日，中隔批卖、召佃、辟渠、通沟、潴淡、种青，寸寸而度，诚亦非一二十年不可。(有筑堤十余年，未辟沟渠，至今犹未开垦者。)今腾出年份，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遗之肥料，即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先择地千亩试办。第一堤成，种青一二年，即将牧场移入，又一二年后移入续成堤内，以次递移，五堤皆周，则散牧于堤渠之间，其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土性相宜)，奇零之地，兼事林业，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2]可以看出，张謇非常注重“本利循环相生”，发展循环经济。根据资料记载，张謇的这一设想是得到了具体实施的。通海垦牧公司原计划分5个堤，后划为7个，并在第一堤北侧另辟1311亩建立“牧场堤”。后因牧业雇工经营成本高，且牛、羊、鸡等肉类产品市场不畅，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在堤、渠边沿和零星隙地上植树造林，并长期向农民免费赠送桐、桕、柏种子，又出资收购桕子的举措对植树造林、固堤和防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张謇不主张单纯种植棉花，而是以棉花为主打产品，兼种麦、豆、粟，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共同发展，农产品实现多样化，通海垦牧公司“夏季除植棉外，并种玉米、大豆，冬日可小麦、蚕豆等，岁有两获。更有夏日以早稻与棉花轮种者……作物颇为复杂，已变一物制为多物制矣。”^[8]

二、股东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明确指出：公司设“总理一人，经理公司一人，经理工程一人，经理垦务一人，经理牧务一人，经理学堂一人，各管其事。遇有关系全局之事，则公司会议，一年为限……各股东可以查察议论所办之事，不得干预办事之权”^[2]。1911年第一届股东会以后，确立股东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从章程规定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信息：一是公司权责分明，各司其事，互相之间采取不干预原则。二是在一的基础上，为了便于信息公开，遇有关系重大事件，召开公司会议，采取讨论方式解决。股东会议事事项和决策情况的公开透明，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通海垦牧公司“仿泰西公司”^[2]，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其经营模式为西方近代大农业企业经营模式——股东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在我国封建经济时期的农业领域首开先例。

三、大力建设水利工程与农田基础设施

在我国封建农业时代，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或者地主阶层，他们在土地经营上是比较“节约”的，主要依靠增加单位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或增加劳动时间来生产更多的价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通海垦牧公司却在建设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本，这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形态下是一个根本改变。因此，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者能否把大量资金投入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是区别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还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9]。

通海垦牧公司是在滨海荒滩上进行建设的，这里不仅常受海潮侵袭，而且内陆河道和农田也从这里排水入海。有鉴于此，垦牧公司在规划上没有把整个垦区围成一片，而是在原有出海河港之间根据自然地形，围成形状比较规则的、各自独立的、被称之为“堤”的八个大单位，这样，既便于逐步修建防御海潮的大堤，各“堤”的内涝又可与内陆农田一样，经原有河港排泄出海而互不干扰。通海垦牧公司的外堤底宽4丈，面宽1丈，高1.2丈，里堤底宽1.5丈，面宽8尺，高8尺。与沟河配套的是涵闸，用以沟通全公司的水系^[7]。在一些主要出海港口则建大闸，他们大都是钢筋水泥结构，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私人资本采用先进技术和材料自建的河港出海控制闸。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本来兴建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的一个标志。

四、空前的围垦规模

通海垦牧公司“北自吕四场之丁荡与三补分界处，由沈堤折而南至二补大圩北河，折而稍东，又折而南，从二补、三补界河至蒿枝港、陆先登圩外岸台，折东复南，仍陆先登、陈谦六圩东外岸台，至旧筲箕攀、袁家玉、施万荣圩外岸台而东，又折而南，至苏、狼两营兵田北界，直东循兵田东北角圩外，折南而东，经张商廷、陆玉和南北，杨香圊、张时蔚、陆春源王家富诸圩，犬牙鳞次，迤而东南，至海门小安沙川流港止”，共计123,279亩^[2]。根据这段记载可知，通海垦牧公司地跨南通、海门两县，围垦规模空前。其中属南通县境的为吕四场多余草地，约3万多亩；属海门县境为苏松、狼山两镇兵田4万亩和小安沙民田3.8万多亩。张謇因地制宜，将整个垦区划分为方形和三角形的8大片，称为堤（第8堤为牧场堤），各堤均设有办事处，分堤管理。

五、招佃承种的经营方式

通海垦牧公司基本建成后，确定了招佃承种的经营方式，同时，公司也留了一部分土地雇工耕种。

垦牧公司的佃垦田，采用崇明一带通行的“崇划制”。“崇划制”是一种议租分成制，即每当收获季节，业佃双方到田间实测产量，按规定的分成比例议定当年地租额。这与封建地主不论丰歉都要向佃户收取固定数量的地租的做法有所不同。此外，公司按土地生熟程度分等，分期收取“顶首”，“顶首”相当于押金，佃户在七年至十年内退还已垦熟之田，公司除退还“顶首”外，还另付给一定的生地种熟的“辛力银”，所谓“辛力银”大概相当于辛苦钱的意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一些人性化的因素^[7]。

六、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

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建源于为大生纱厂提供稳定的棉花供给，因此垦牧公司的成长与大生纱厂关系密切。一方面，垦牧公司创办之初，筑堤、开渠等项工程的进行，需款甚多，而投资者又不太踊跃，大生纱厂曾不断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从垦牧公司的历届帐略来看，每届都有“存大生纱厂”、“存大生沪帐房”的账目记载。而按照事先规划，通海垦牧公司所产皮棉均优先供应大生各厂使用，即所谓“务使公司获最优之利”。另外，通海垦牧公司所在垦区还是南通主要的美棉试验基地，与中棉相比，美棉则更适合机器纺织发展的需要。该公司的成立为大生纱厂提供了优质而廉价的棉花来源。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越往后越明显，是大生纱厂在解决原料供应问题上的一个有益尝试，也是南通农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经营实效

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办促进了南通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成效显著，并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对江苏近代沿海开发的兴起功不可没。

一、促进了棉花生产的长足发展

表现为面积、产量和品质两个方面。首先，在面积、产量上。1910年，垦区佃户已增至5000多户，耕种面积从1904年的8104亩增至30413亩^[10]，棉花产量也“较去年增至一千二百余石”。到1923年，该公司已开垦荒地9万亩。平均年产皮棉1.2万担左右。其次，棉花品质也有了很大提升。1910年，“南洋开创业会，公司以试垦美棉、通棉各种农产之成绩陈列会场，得优等奖牌”^[11]。在此基础上，美棉的引种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而改变了华棉一般只能纺8～12支粗纱的局面，使我国棉纺工业有了纺32～42支细纱的原料。

二、为大批灶民和贫苦农民开辟了新的谋生之途

在兴垦前，淮南各盐场的灶民实际上是国家奴隶。他们被编入官册灶籍，不能随意改变灶民身份，祖祖辈辈束缚于盐滩之上，以煮海为生，饱受盐官、盐商、灶董、灶头之层层盘剥，过着非人生活。张謇创建通海垦牧公司时，曾被灶民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兴办垦殖，废灶、兴垦同时进行，并确定了“以灶民七成、沙民三成”的招佃规定，^[2]这不仅使缺乏生产资料、谋生艰难的海门、启东、崇明等地的大批农民获得了新的谋生之路。更重要的是使大批奴隶式的灶民获得了“解放”，改变了身份。他们或成为有人身自由的盐场雇丁，或成为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场佃农，“相比之下，他们差不多跨越了一个历史时代”^[12]。

三、开创了我国农业集约化生产之先河

同粗放农业相对应，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通过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来增加农业品产量的农业，称“集约农业”。集约经营的目的，是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海垦牧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本，用于大型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垦区耕作基础条件；采用科企联合的经营策略，改良垦区土壤，并进行良种推广；采用农工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垦区农产品的销路，并同时保障了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营和稳定成长。垦区曾有采用机器开垦的设想，但由于无论资金、技术，都不具备机械化施工的条件而不得不放弃。但其采用机器开发的设想却对我国农业机械化生产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通海垦牧公司采用大规模开发，集中式生产的方式，本身就是集约化的一个表现。在实际运作中，充分利用土地的思想处处可见。例如，在垦区，“区”是基本的水利单位，“区”内土地又被等距平行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一“排”又分为若干“垗”，“垗”为长方形，南端为农民住房，屋后有宅沟，供养鱼、贮蓄淡水之用。其在“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土性相宜)，奇零之地，兼事林业”^[2]的做法，更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显著体现。

从资本、技术的投入到土地的有效规划和充分利用来看，通海垦牧公司的农业生产经营已有一定的集约化程度，开创了我国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先河。

四、促进了地区社会的近代化

随着垦区的日趋成型，垦户数量逐渐攀升，为了便利生产和满足垦民日常生活需要，公司在垦区建立了市镇、花行、工场、仓库、钱庄、学校，并修筑道路、桥梁、设立邮局，架设电话线。至1911年时，原本“地或并草不生，人亦鸡栖蜷息”的沿海地区，已变为“股东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2]。

南通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海交汇处，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境内港汊纵横，河流交汇的地貌，为了棉花在垦区和纱厂之间的运输方便，张謇在水路交通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在内河的设置了多处专门运输船队和“中转栈”，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水路交通网。在陆路运输方面，从民国成立至1921年，南通已建公路达288.4公里，占江苏全省总里程的66.5%，南通成为全国公路最发达的县之一^[13]。另外，张謇还于1921年建成青龙港至三厂镇的轻便铁路，此为当时苏中唯一的一条铁路。凡此种种，足可见当时南通在交通方面的发达程度和社会近代化程度之高。

五、苏北盐垦带的形成

1914年，张謇担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考虑到通海垦牧公司给南通棉业带来的显著效益，有意发展沿海垦殖事业。为规划垦务，他在淮南设立了淮南垦务局，并派了办理清丈、垦荒事务的专员，制定了放垦章程，打破了沿海几百年来蓄草煎盐禁垦的陈规，铺平了开垦植棉的道路。经过广泛宣传，加上各界人士看到通海垦牧公司的经营实绩，专营垦牧和兼营盐垦的公司也就风气云涌的办起来了。据统计，在1914年至1921年的8年间，苏北沿海相继创办了大小盐垦公司40多家。形成了以南通为中心绵延数千里的闻名于世的苏北盐垦公司带。

历史启发

就我国目前的农村与农业发展思路而言，至少在方法论上通海垦牧公司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首先，在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上，应当首先发展小城镇工业，但应优先发展农业配套工业，即将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共同发展，以发挥农业对工业的基础性作用和工业对农业的价值增值作用。比如农产品的深加工企业，农产品的流通企业，做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配套企业，创出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名牌农产品，结合本地的旅游资源，扩大地区知名度。我们可以称这种类型的企业为“农业工业企业”。通过“农业工业企业”的发展反哺农业，促使农业再发展，这对于工农业来说，是双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其他工业类型，农业加工企业的污染是最低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有效地保持，甚至是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其次，针对农业集约化发展问题，可以部分借鉴近代通海垦牧公司经营方式，有计划地将公司制的组织形式逐步引入农业领域。通过发展“农业工业企业”带动农业的再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才是稳妥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农业工业企业”的发展拉动农业的规模效应，促使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在此基础上吸引商业资本和科研力量进入农业生产一线，实现以规范化的农业公司为单位的农业大规模经营。同时，“农业工业企业”和农业公司的发展会带动农村小城镇化的发展，从而为农民提供再就业的机会，这无疑将产生一个良性循环的城乡新面貌。再次，近代通海垦牧公司综合开发利用土地的做法尤为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种植业应发展多种作物，实现农产品多样化，并根据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实现间作，以充分利用土地，同时加大科技研究的投入力度，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另一方面，除种植业外，适度发展牧、副、渔各业，创造农业增加值，从根本上提高农业产值，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激发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总之，就是要在农业内部形成一个“本利相生”的良性循环机制，改善农业与农民的生存环境，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长期良性发展。

另外，从张謇个人对通海垦牧公司“寸寸而度，诚亦非一二十年不可”的经营预期中，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同时应该因地制宜，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 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年。

[4] 王子建等：《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

[5]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 章开沅等：《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8] 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钟山书局，1934年。

[9] 严学熙：《张謇与淮南盐垦公司》，《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0]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

[11] 张謇：《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翰墨林印书局，1911年。

[12] 张炎：《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编年札记》，《大丰县文史资料》第9辑。

[13] 梁炳泉：《南通市交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